十年前，一个诊断结果几乎给我判了死刑。经过半年的化疗、放疗，死神终于松了手，放我出院了。

　　那时候，我不愿见任何亲友，连手机响了，看到是熟人的名字，我也不愿接，因为他们都是知道我病情后打电话来安慰我的。这些安慰不仅对我毫无用处，而且一次次戳中我的痛点。只有在妻子面前，我才有彻底的放松。从发病到治疗，妻子一直陪在我身边,住院的几个月里，她从没说过安慰我的话。只是对我说：“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要干活。你现在就是把生病当干活，把吃药当吃饭。”

　　出院后第二天早上六时，妻子就催我：“到点了，起床了，起床了！”我不高兴地说：“这是以前工作时的起床时间，现在我办了病休，你让我多睡会儿吧，我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

　　妻子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在是已经康复的人，不是病人，你的作息时间要跟我一样，起来，我们晨练去。”

　　妻子拉着我去河畔散步，经过一个建筑工地，看到工人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我竟然羡慕起他们来了。妻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说：“老年大学文学班招生，我们一起报名。咱俩可以比个赛，看谁写得好，发表多。”

　　于是，我们一起进了老年大学，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仿佛回到少年时代。妻子就是我的同桌，她笑点特别低，听老师讲课笑，自己说着说着也笑，写起文章也情不自禁笑起来。受其影响，我感觉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更开心的是，我们俩的作品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五年后，我去医院去检查，身体指标一切正常。大家都夸妻子把我照顾得很好，还问她有什么秘诀，妻子俏皮地说：“我从不把他当作病人。我是我们家的导演，我要把我们的人生演成一场喜剧。” 褚永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