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炜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杭州一些农村长期没有幼儿园，加上群众有一种观念，认为孩子只要能读书即可，幼儿园就可有可无了。

　　我母亲文君从教师岗位退休在家，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求次日一早到乡政府报到。估计是担心吓着老人家，村干部还补充了一句：大概是给三个村子筹建幼儿园的事吧。

　　这句话，让母亲激动得夜不能寐。第二天一大早，晨雾中，我哥用自行车带着她到乡政府报到。回来后，母亲马上召开家庭会，得到了全家支持。父亲说，如果筹建幼儿园缺钱，我们可以适当支持。

　　首先要有房，园舍现成的，省了一大笔钱。其次要经费，乡政府没有拨款，要靠自筹。母亲按人口比例和入园幼儿数做了经费筹集方案，经余副乡长批准后，天天向三个村长讨要。第三要有人，母亲从三个村各物色了一名初中毕业的女孩子，让她们跟着自己学讲故事、弹风琴、学唱歌等，经过三年的带教，她们都成为优秀的幼儿教师。

　　有时候小朋友尿湿了裤子，母亲就用自己家孩子的裤子换上；有时候小朋友发热了，她就带回家里，让行医的父亲给看病。在母亲的心里，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她的宝贝孩子。

　　我永远记得，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来了那么多曾经的学生，他们都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

　　母亲的品格，影响了身边很多人。她表兄的儿子周献华，也是一名教师。当我初中毕业被迫失学的时候，周老师鼓励我像母亲一样百折不挠。“你看，我因为眼疾，几乎双目失明，难道放弃吗？”

　　周老师是原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出乎我意料，他在数、理、化的基本功也很扎实。一道复杂的几何题，对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师来说，写在纸上看不见，只能一面听我讲点、线、面的图形，一面用手指在空中画无形的图形，凭着对脑海里空间图形的解析，再给我讲解，还要让我听懂，真的不容易啊！

　　最终，我从“看不见”的课堂重新走进了向往以久的学校，开始了人生真正的奋途。半个多世纪过去，当我回到故乡时，总会想起当年退休后“零工资”再创业的母亲，和表哥宿舍里“看不见”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