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虹红

　　那些岁月里，除了日常用品，许多人家里要添置大件只能通过供销社凭票购买。当询问被访者当年买过哪些让他们印象深刻的物品时，很多人都能立马说出来，下面3个小故事就是众多人讲述的典型代表。

　　一台三五牌台钟

　　1983年，25岁的郑建钢正在筹办婚礼，在购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后，他还想买一台三五牌台钟。“一是可以用来看时间，二来当一件装饰品也很好看。”

　　三五牌台钟之所以取名三五牌，是因为上足一次发条，台钟就可以足足走上15天，不用像普通闹钟那样天天上发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三五牌台钟就出现在上海市场。由于制作台钟的木壳采用进口木材，所以出售数量很少，供应非常紧张。

　　郑建钢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想购买一台三五牌台钟，大概要40多元，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可是，即使有了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因为当时购买紧俏物资需要票证。改革开放以后，在供销社凭票证买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少，但像“三大件”以及三五牌台钟等，还是属于比较难买到的商品。郑建钢托了朋友，朋友又托了不少关系，两三个月后，他才买到三五牌台钟。

　　近40年过去了，郑建钢家的自行车换了好几辆，缝纫机已经不用，手表也不戴了，但这台三五牌台钟一直摆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每天准确报时，敲钟声清脆悦耳。“这已经是我们家的老古董了，我很珍惜它。”曾经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都被郑建钢回绝了。

　　一辆凤凰牌自行车

　　虽然是35年前的事，但秦建伟依然清晰记得，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有多难。

　　1987年，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妇女保健院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秦建伟打算在10月份结婚。当时，通过自己努力、家人支持，他已经买到西湖牌手表、益友牌冰箱。作为当时结婚标配之一，独独缺了一辆自行车。上半年的时候，院里行政科室有了一张买自行车的票证，可是有30多个人，给谁？老规矩，抓阄。秦建伟现在还记得，一个姓张的同事成了幸运儿。

　　后经打听，秦建伟获悉，有个叫毛国华的战友在当时的嵊县供销社工作，他马上写信过去，表明自己非常希望能买到一辆自行车。没想到，战友马上给他打来电话，说可以帮他买到自行车，但要他自己去拿。秦建伟兴奋地立即向单位领导请假，从杭州武林门长途汽车站坐了大半天的车到嵊县。第二天，战友帮他一起把车抬到长途汽车的车顶上，固定住，目送他回杭。后来一次聊天，秦建伟才知道，战友是把自己自行车的配额让给了他。

　　因为得来不易，秦建伟对这辆自行车很珍惜。他骑着这辆自行车在家和单位之间不知来回骑了多少次。每次停放时，他都会用粗链子把自行车锁住，还会注意尽量不让车子日晒雨淋。

　　虽然没过几年，换了一辆新自行车，再过数年，又开上了汽车，但秦建伟一直记得那辆26寸的凤凰牌自行车。

　　一台西湖牌缝纫机

　　“我们结婚时几乎没什么置办，因为那时太贫困了。”85岁的岳光回忆起过去，不禁感叹。

　　1969年，岳光和妻子结婚没多久，当时他在浦江中学教书，妻子在海宁务农，夫妻分居两地。他想妻子喜欢缝缝补补，就打算为她买台当时最流行的西湖牌缝纫机。

　　但那时，只有供销社能卖缝纫机，还得凭票证。岳光和妻子托人、找了关系才拿到一张票证。他向亲友借了80多元，加上自己的积蓄，花120多元去供销社把缝纫机运回了家。

　　此后数十年，那台西湖牌缝纫机一直陪伴着岳光一家。心灵手巧的妻子用它为岳光和家人，做了衬衫、短裤，还给他们的孩子做了许多衣服。因为当时买布料得凭布票，一个人一年的布票量都不够做一件冬大衣。妻子就自力更生，自己纺纱织布，让岳光和他们的孩子总有新衣服穿。

　　因为上课时常要留意时间，1969年，岳光花了一年积蓄，为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我们家包括自行车这些大件都是婚后陆陆续续买齐的。”岳光说，凭票证购买是多年后陆续取消的，之后便是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新时代。

　　如今，那块泛黄的上海牌手表静静躺在抽屉里，那台西湖牌缝纫机也于去年搬家时送垃圾回收站处理了。“现在，我们老了，但日子越来越好。”岳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