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探索

　　远古足迹揭示文明起源

　　本报记者 林乐雨

　　追寻远古足迹，探索人类起源与发展。2021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10个项目中，与新石器时代相关的考古成果占其四，包括河姆渡晚期的胡基坑遗址以及展现良渚不同时期文明的北村、黄家台和吕岙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管理部主任兼商周考古室主任罗汝鹏表示，新石器时期考古大丰收，进一步展现了浙江省在河姆渡、良渚文化时期的辉煌文明，丰富了两大遗址的研究范畴和深度，巩固了浙江新石器考古研究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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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

　　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舟山嵊泗黄家台遗址

　　余杭瓶窑北村遗址

　　余杭径山小古城遗址

　　绍兴兰亭野生动物园一期墓地

　　安吉孝丰摘帽山墓地

　　杭州余杭跳头遗址

　　杭州富阳新登古城遗址

　　温州子城遗址

　　宁波慈城胡坑基遗址

　　宁波镇海吕岙遗址

　　慈城胡基坑遗址：

　　浙江先民爱“串门”

　　胡基坑遗址位于宁波江北区慈城镇，距此西北7公里为田螺山遗址，西南9公里为河姆渡遗址。

　　2021年7月至12月，胡基坑遗址共完成800平方米挖掘，清理出房址、柱洞、灰坑、木制品加工场所和墓葬等遗迹213处，出土陶器、石器、木器等遗物102件。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梅术文博士说，胡基坑遗址丰富了河姆渡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也为该时期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互动与融合提供了新材料。

　　梅术文介绍，胡坑基遗址发掘出土多处木构建筑遗迹，其类型多样的柱坑呈现出多种房屋基础营建方式，通过遗址环境和遗迹总体特征判断，河姆渡晚期依然以干栏式建筑作为主要居住形式。这一发现，为研究河姆渡文化晚期房屋建造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材料。此外，遗址中木器加工场所出土的类型丰富的木制品、半成品及木料等遗物，集中体现了河姆渡文化晚期成熟的木器加工技术水平。

　　胡基坑遗址中还出现了石钺、鼎、刻划镂孔豆柄等明显带有环太湖地区文化特征的遗存。

　　“这反应出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对宁绍地区的渗透与影响，远古先民们也爱‘串门’。”梅术文说。

　　此外，通过地质采样研究，结合古环境材料，考古专家们还确定了该遗址傍水而居，是河姆渡文化晚期的一处滨水聚落。这一发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聚落形态，为探讨遗址堆积形成原因、人地关系等提供重要材料。

　　嵊泗黄家台遗址：

　　海岛来了一群良渚人

　　探寻先民征服海岛的遗迹，谱写浙江海岛开发史，海洋考古是浙江考古重要方向之一。位于舟山嵊泗的黄家台遗址是浙江境内发掘的第一处沙丘遗址，距今约4500-48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朱雪菲介绍，嵊泗岛的开发史，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黄家台遗址的发掘将嵊泗岛的人类定居史和海岛开发史上溯了近5000年。

　　朱雪菲说，黄家台遗址存在至少两个不同时间阶段的人类居住活动面。较晚阶段的活动面属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由人工填沙筑成沙台。沙台边缘是大面积以食余贝壳为主的废弃堆积，出土陶器、石器等大量人工制品。较早阶段的活动面，主要分布于整个遗址的南部与东部，表面有石铺踏步类遗迹。由于发掘范围所限，对这一时期埋藏较深的文化堆积，未能展开大面积发掘清理，暂时无法判断其具体年代。

　　余杭北村遗址：

　　探寻古老文明起点

　　黄家台遗址让人遥想起一段良渚先民征服海岛的旅程，而位于杭州余杭区瓶窑镇的北村遗址则带领我们探寻这古老文明的起点。

　　北村遗址所处的时代距今约5000-5300年，比良渚古城的营建时期还要早，是难得一见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

　　“那时没有古城，没有水坝，却有着鲜明的等级分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馆员姬翔说。考古专家在北山遗址发掘区发现有一条长灰沟，灰沟北部分布着一排约30个较大的方形柱坑。以灰沟为界，北部台地与南部地势较低处的墓葬呈现出明显等级分化。考古专家推测，灰沟和柱坑可能是一处围墙遗迹，它将台地上的贵族和台地下的平民隔离开来。

　　姬翔表示，北村遗址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资料。

　　吕岙遗址：

　　一个遗址跨越千年

　　2021年浙江十大考古发现中，有一项研究成果横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唐宋元明清三大时期，这便是位于宁波镇海的吕岙遗址。

　　遗址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围绕着吕岙山脚呈条带状分布。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存之间，还发现了海侵形成的自然沉积层。这说明在这两个时期之前，这里的人类遭遇了大规模的海洋灾害。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雷少博士感叹，海岸带区域虽然有丰富的食物资源，但也逃脱不了海洋灾害的影响，濒海聚落的生态脆弱可见一斑。

　　吕岙遗址共清理房址、池塘、河道、水稻田、木构道路、灰坑、柱坑和木桩群等遗迹60余处，出土陶、瓷、石、铜、铁质等各类小件文物1500余件。

　　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及其附属木构道路遗迹是本次考古的重要发现。水稻田层广泛分布于整个发掘区。青铜时代遗存分属商周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仅发现少量灰坑、柱坑和木桩群等遗迹，出土少量陶、原始瓷和石器。

　　唐宋至元明时期遗存虽遭受严重破坏，但是在局部留存的地层堆积中发现了房址、池塘、河道、灰坑和木桩群等遗迹。出土遗物中，陶、瓷器数量最多，其中以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宋元明代的龙泉青瓷和韩瓶最具代表性。宋元时期瓷器以一批口沿镶金属扣和器底书写墨书的标本最为独特。

　　“吕岙遗址既为进一步深化钱塘江以南濒海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环境变迁、生业经济和聚落形态研究奠定基础，又为研究宁波滨海地区自唐宋以来的市镇经济发展、先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史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雷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