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深耕

　　用双手挖出历史真相

　　本报记者 夏凌

　　持一把手铲叩问文明沃土，拨开历史尘埃，活化历史场景。考古，这个自带神秘感的职业，在我省老一辈考古人王明达眼里，是崇高的、艰苦的。

　　2021年最后一天的午后，记者带着对考古及考古人的好奇与探究，采访了良渚反山王陵发掘领队王明达。

　　见到王老时，他戴着鸭舌帽，坐在小露台上喝茶。年近80岁的他精神矍铄，与大家固有印象中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考古专家们截然不同。品一口茶，将考古往事娓娓道来，午后的时光笼罩在一片泛黄又闪亮的回忆里。

　　从小立志做考古 用实物发现历史

　　上世纪60年代，考古学还非常小众，仅北京大学开设了此专业。

　　1961年，热爱考古的王明达选择报考北京大学，通过努力刻苦的学习，终于从220位同届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北大考古学专业。

　　大学5年里，师生间流传着一句名言：“考古考古就要吃苦，吃得了苦考得了古，吃不了苦考不了古。”这句话在王明达毕业实习时就得到了印证：每天8小时野外操作，许多人累得直不起腰，所有记录也需手工操作。最终，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学还不到一半。

　　1973年，王明达被调到浙江博物馆。当时，全国除了北京，各地考古工作归口于当地博物馆或文管会。1979年，浙江省设立考古所，王明达成为所里第一批专业人员。

　　在王明达心中，考古是崇高的职业，由不断发现、证明国家历史、民族历史。史书是由胜利者来记录，而考古则是用实物来发现。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需要靠考古来“书写”。

　　“之前，我们一直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说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都是考古人员用两只手挖出来的。”王明达表示，随着更多遗址的发现，中华民族的摇篮也许会如满天繁星般分散在祖国各地，这便是考古的魅力。

　　每天8小时野外发掘 每人每天发一瓶开水

　　王明达反复强调“田野考古”，他认为不是办公室坐坐、查查资料就能算考古。

　　1977年10月，浙江省博物馆安排王明达等人前往余姚进行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背着厚重的行囊，王明达等六七人从杭州出发，坐6小时火车到余姚，再走5公里路，才到达发掘点。当时，全省各地共调拨20余位考古专业人员，送来农村青年（文保员）54人及两三百名民工，共同参与2000平方米的发掘工作。

　　在近4个月时间里，考古人员住在年久失修的临江庙。“我们没有周末与工作日之分，只有晴天与雨天之别。”王明达回忆，只要能抢晴天，大家就必须坚持8小时野外工作。

　　入冬后，一切变得更加艰难。清晨，坑里铺满冰渣子，大家得小心翼翼踩着冰，弓着腰发掘。这块土能不能挖？能挖多深？每个人心里绷着一根弦。

　　吃饭就在露天解决。每当厨房开始冒出蒸饭的热气，白色的墙会落满苍蝇。蒸笼打开的瞬间，苍蝇一股脑地往饭里钻。“一碗饭里总能挑出几只苍蝇。”王明达说，用水也很紧张，每天只发一瓶热开水。

　　在王明达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一直很考验意志力。比如，在嘉兴发掘时，考古人员睡在羊圈里，稻草上铺褥子，听着羊叫声入眠；上厕所需要去村里的露天粪坑。在海宁发掘时，当地河水被污染，大家走了1.5公里挑井水烧饭做菜……说起这些，王明达唏嘘不已。

　　保持职业操守

　　不收藏文物不乱“签字”

　　2003年退休前，王明达当了20多次考古发掘领队。数十年的考古生涯，让他与玉器结下不解之缘。现在，他还担任着故宫玉文化研究所特聘顾问、浙江省玉文化研究所常务副会长。在他的眼里，玉器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背后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及艺术价值。

　　“看玉不是看宝贝，是看历史，看民族，看精神文化。”王明达表示，伟大而无用的艺术品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一块玉的质地、制作工艺，可以反映出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及权力，是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

　　退休后，王明达不再从事领队工作，但作为考古界元老，省里有考古重大发现，他都会去现场查看。“虽然退休了，但业务学习不能停，我一直关注着全国的考古工作。”王明达表示。此外，他一直守着一条底线——不参与鉴宝活动，不乱鉴定签字，不收藏文物。

　　现在，王明达生活安稳，作息规律，在没有受邀上玉器培训课的日子里，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看报上，尤其关注与考古相关的消息。除了锻炼身体，他还喜欢自己买菜下厨。“自己做的饭菜，配上两口小酒，生活很安逸。”王明达笑着说。

　　随着国家对考古事业的日益重视和科技发展，现在的考古工作环境、技术条件已得到极大改善。看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学考古，王明达深感欣慰，他相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精神将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