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与活力

　　与新势力一同前行

　　本报记者 林乐雨

　　在2021年度浙江十大考古发现揭晓前，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管理部主任兼商周考古室主任罗汝鹏按照往年惯例做了一榜预测，最后的成绩是“十中六”。

　　“今年算是爆冷，往年我至少也能猜中8个。”60%的准确率，在39岁的考古专家罗汝鹏看来显然有失水准，还有些“不服气”。所幸的是，名单中由他发起并主导挖掘的余杭径山小古城遗址赫然在列。

　　练好内功 “牵手”浙江考古

　　说起小古城遗址，罗汝鹏话匣子关不住。“小古城遗址中有浙江地区难得一见的商周文明，晚商时期的高台建筑为全国首次发现，刷新了考古界对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建筑史的认知，仅凭这几点，就可谓实至名归。”话语间，罗汝鹏散发着自信与从容。身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份从容与自信是对考古这份事业的高度专业带来的。

　　2014年，罗汝鹏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从本科到博士，他在这所全国知名学府中修炼了11年“内功”。如今，他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生代领军者，负责统筹协调全省考古课题。

　　罗汝鹏与浙江考古，算是一见钟情。2010年，北京大学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举办第三届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罗汝鹏作为北大的代表来到浙江，负责夏令营活动的统筹协调协调工作。这期间，罗汝鹏与浙江的考古研究员们很投缘，交流得也很深入。从那时起，他就认定了要扎根浙江考古事业。

　　“我喜欢浙江考古人身上儒雅的气质，和这里浓厚又质朴的学术氛围。”在罗汝鹏看来，一个人能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是难得的，能让工作事半功倍。

　　为了能在这片土地上创出一片天地，导师建议罗汝鹏在读博阶段就将研究重点从北方向南移，主攻吴越、商周文化。2014年从北大毕业后，他如愿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手”，成为了一名新“浙江考古人”。2015年，为了加强东苕溪流域等地区古越文化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商周考古室”，也给了罗汝鹏一个全新的舞台。

　　田野考古是“木之本 水之源”

　　罗汝鹏与浙江考古几乎是无缝对接。

　　刚到考古所报道不久，他就被下派到田野，参与毗山遗址（商周遗址，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考古挖掘工作。3个月后，罗汝鹏一边继续参与毗舍遗址挖掘，一边组织起新的团队研究新课题。

　　2015年，罗汝鹏主动向考古所领导提出勘探余杭径山小古城遗址的申请。3个月后，他便迅速确定了小古城遗址的城墙为商代建筑，明确了小古城遗址的商代城址性质。

　　“短时间内就能独当一面，这位北大高材生的田野考古发掘能力可见一斑。”当时，不少同事这样评价他。不过，为人谦和的罗汝鹏却把成功归结于大学时期积攒下的经验。在北大求学期间，罗汝鹏几乎走遍了北方的考古大省。周公庙遗址、雍城遗址、周原遗址……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都留下过他搬砖捡瓦片的身影。3年研究生学习期间，罗汝鹏用两年时间泡在工地上。慢慢地，他总结出一套成为考古专家的心得。“要想做好考古工作，过硬的田野能力必不可少，考古人永远在路上……”罗汝鹏看来，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没有田野考古，考古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罗汝鹏说，一名合格的考古专家首先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发掘功力。此外，还要有课题意识，即具备寻找课题、组织课题、破解课题的能力和热情。

　　爱上这种很酷的生活方式

　　“每天都在田野里，一边探险一边工作，这样的幸福感无与伦比。”罗汝鹏笑着说，一年中有300多天都在田野工地，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足以吓退不少人，但他却乐在其中。

　　如今，罗汝鹏已是省内屈指可数的考古专家。对于他来说，也早已把考古当成一种值得享受的生活方式。“每天都会遇到新问题，你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它，也许还会有新收获，我非常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

　　但在10年前，罗汝鹏的想法与如今却是大相径庭。甚至直到读博前，他都在犹豫要不要改行。

　　如今，罗汝鹏还会时常会回忆起读书时在工地里的日子。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考古的真正魅力，每天在工地只会机械地数陶片，挖土、搬砖，既枯燥又孤独。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却是每一位考古人的必经阶段。当你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量级，能够时刻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时，你就能够真正感受到考古带来的乐趣。”罗汝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已成为行业里的“中生代”，这些年行业内出现了越来越多90后、00后。

　　在罗汝鹏眼中，年轻的身影就是破土而出的考古新势力，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活力，对探秘生活充满向往，有更广阔的视角和远大的抱负。假以时日，他们必能开辟出中国考古事业的新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