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曹漫）9月29日下午，丹桂飘香，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国际会议厅里，孝行大道——第八届浙江孝贤颁奖典礼和暨文化善治论坛正在举行。第八届浙江孝贤颁奖告一段落后，随之举行的是“文化善治论坛”。

　　莅临本次论坛的嘉宾有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坚；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政府参事安蓉泉；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影视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徐群晖；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观察与思考》总编辑、编审徐友龙和原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科教文化传播委员会副主席何蔚萍。

　　5位专家分别从多个角度，讨论如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善治，以文化为黏合剂，注重法治建设、德治建设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除了专家的精彩论述外，还有和善文化相关的文艺节目演出，如《庆善舞》和丁兰刻木孝老主题的沙画表演等。

　　本报记者 曹漫 汤婕 钱慧慧

　　让文化融于社会善治

　　胡坚（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浙江的城市化已达到68%，城市的大踏步发展，新居民的大量涌入，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他的演讲是以杭州市江干区的钱塘江文化节为例展开。杭州市江干区在城市治理上面对许多新问题：如杭州三分之一的城中村改造任务落在江干区，农民的安居乐业是一项重要任务；一大批产业入驻，外来人才在江干的安身立命也是一个紧迫要求。

　　为了探索文化治理的方式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江干区近年来，连续三届举办钱塘江文化节，既全面提升了钱塘江文化的品牌，又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如冲浪比赛、诗词大会、文化论坛、大型音画组歌《钱塘词画》、钱塘江流域文化发展大会、钱塘江文化庙会等。”胡坚提到，还有交响乐《钱塘江》，话剧《春潮》等。

　　“区域性的文化活动，有利于提升市民文化素养和文明素养，尤其是针对新市民；其次，调动了市民参加文化生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团结和吸引‘新江干人’对江干的一种归属感和亲近感。”胡坚结合江干区让文化善治融合社会善治的经验，分享了几点启示。

　　杭州的协商民主现“善治”效果

　　安蓉泉（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政府参事）

　　安蓉泉跟踪杭州城市发展30多年，牵头为杭州市委、市政府做过30多个研究课题。他说，在城市治理方式上，杭州提出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理念。

　　善治，是指政府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安蓉泉认为，中国现阶段“善治”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处理好党委政府领导管理和民间参与的关系。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和社会管理的日趋复杂，创造一种整合社会力量、回应基层民意、促成城市公共治理的信息支持系统和科学决策机制，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合作互动的治理机制，有利于全社会成员利益表达及和谐相处程度的提高。而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是完成上述努力的基本要求。目前，杭州已推出多种有效举措和做法。

　　那么，杭州的民主协商有何特点？安蓉泉归纳为3点，一是渠道多样化参与广；其次是制度化落地实，杭州协商民主能够形成10余年“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运行格局，制度化程度高是一个根本原因。再是持续完善化见效长，杭州大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从新世纪初期就已开始，每届班子都在坚守和完善。

　　安蓉泉说，杭州民主协商的“善治”效果是积极的。首先，决策科学性增强。如在“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广泛征求民意，并逐一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再是公共服务能力提高。10多年协商民主实践的过程中，杭州逐步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的、覆盖全市的市民参与网络，为市委、市政府“权为民所用”提供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政府与市民之间平等协商的互动，有效提升政府对公众诉求的回应能力。尤为重要的一点，市民幸福感持续提升。因为杭州市民对城市治理的认可度和生活环境的满意度较高，杭州成为全国唯一连续12年入选“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的城市。

　　以孝善元素为核心的钱塘江文化 助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徐群晖（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影视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随着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钱塘江文化脱颖而出，实现了从“城郊接合部”到“生态文化村”的战略改变。这种战略升华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飞跃，更凝聚着以孝善文化为核心的钱塘江文化，对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徐群晖认为，文化自觉意识使杭州开启了钱塘江文化的寻根之旅，以追寻作为世界文化名城和的文化魅力。他向观众分别展示了钱塘江文化节、钱塘江文化研究会、钱塘江文化的吉祥物，正是这些吉祥物的逐一问世，才彰显了新时代杭州的文化自信，并指出钱塘江文化的核心元素为孝善文化。

　　众所周知，钱塘江文化源远流长，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杭州的文化底蕴，萦绕着“千年前钱塘江流域的稻作文明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民间商人将无数华美的丝绢通过商船运往海外”等珍贵的历史记忆，更把以孝善元素为核心的钱塘江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

　　徐群晖举了个例子，“我们将茶叶输出国外，除了茶叶本身，更是传播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传播了一种茶文化。”他说，非物质文化和实体文化总是相辅相成的。

　　近年来，杭州不断对钱塘江文化的孝善内涵进行传承和创新，同时，以孝善元素为核心的钱塘江文化对城市建设、工业生产、科技创新、大众传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以孝善元素为核心的钱塘江文化对杭州市社会治理能力具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深刻地揭示了以孝善元素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即产业引领必然走向创新引领，而创新引领必然走向文化引领。”徐群晖说。

　　社会治理的方向是“三治融合”

　　徐友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观察与思考》总编辑、编审）

　　“党的十八大开始，更多强调治理。”徐友龙举例，典型的是浙江的德治融入法治、自治的“三治融合”。这是一个在我省有着丰富实践的案例群，试图解决如何更好实现基层有效自治的治理难题。

　　德清县大力弘扬道德文化、游子文化、新居民文化，调动激发草根奖草根、乡贤参事会的“智囊团”作用，探索形成 “乡贤参事”现代农村治理新模式，是传统孝贤文化参与治理的代表。

　　桐乡集成探索创新以“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为主要内容的“一约两会三团”载体，协同发力激活基层“三治融合”。逐步建立了由40余个文件、制度、方案组成的“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包括我省在农村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中央开始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些举措，都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精神文明的作用，发挥价值观作用，发挥了传统文化中孝文化，贤文化等优秀文化的正向引领作用。实践证明，孝贤文化的引领在基层治理中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

　　徐友龙认为，“三治融合”是适应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其中，自治为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具有基础作用有利于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法治为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具有保障作用，有利于解决社会治理的法律依据和法治手段问题；而德治为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具有先导作用，有利于既治标又治本，强化道德教化，提升城乡居民的道德素养，厚植基层社会治理的道德底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复兴的杭州启示

　　何蔚萍（原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科教文化传播委员会副主席）

　　何蔚萍说，如今，人类历史上已经迎来了文化发展的第5次机会，这次文化发展的标志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保护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文化为魂，科技为核，创意为翼，乘上互联网的快车，中国文化再一次影响世界。”

　　广义上讲，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路西安为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由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经钱塘江到江山清湖码头，过仙霞古道到福建蒲城入闽江到泉州出海。

　　杭州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城市，是钱塘江和大海的交汇口，杭州处在独特的时空交叉点上，成为电子商务之都。何蔚萍认为，在中华文化复兴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杭州注定要承担与众不同的使命。

　　怎么做？美第奇家族（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家族，在欧洲文艺复兴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给予杭州启示：第一是普及公共文化；第二是举办高峰论坛；第三是资助艺术家。G20峰会除了结尾贝多芬的《欢乐颂》之外，还有一个国外的节目——《四只小天鹅》。这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梅克夫人终生资助他，但平生两人素未谋面。因此，没有功利的支助，才有可能出真正的好作品；第四是人文主义思想引领。杭州政府可以扮演美第奇家族的角色，钱塘江文化研究会可以成为美第奇家族中举办沙龙的“贵妇人”，同时引导更多的成为贵妇人。这样一来，人才集聚，产生头脑风暴，进而研究历史、点拨未来，引领中华文化复兴的方向，产生能影响世界的传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