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与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又如何进行党的创立工作？

　　北大共事，并肩作战

　　1914年11月，陈独秀鉴于对现实的悲愤，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李大钊在其《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了支持回应，还特别指出“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于1916年未等卒业即从日本回国，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据当时人回忆，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在陈独秀的团结号召下，李大钊不仅成为《新青年》的轮流主编，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消息传到国内，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携手发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不仅积极领导、支持和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当北洋政府逮捕32名爱国学生后，他们又努力进行营救并给予行动指导。

　　他们还呼吁学界、商人、劳工等社会各阶层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北洋政府。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散发传单。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李大钊立即展开营救行动，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场爱国运动的领导重担。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9年9月16日，经过李大钊的努力营救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

　　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当陈独秀回到北京时，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为陈独秀安全考虑计，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

　　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于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问题，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关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星辰陨落，伟业永传

　　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奉系势力进入并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写信给北方区委，多次催促他们转移至武汉。李大钊一边及时安排大批革命同志出京南下，一边则坚持留守阵地为北伐军打到北京做接应准备。李大钊坚定地表示：“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率领300多名反动军警暴力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非法逮捕。李大钊的被捕，举国震惊，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强烈抗议，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立即动员各界力量开展营救行动。

　　当李大钊得知北方铁路工人组织想通过劫狱营救自己后，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英勇就义。陈独秀对李大钊的牺牲十分悲痛，他对自己的战友是这样评价的：“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江津的偏僻农村，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1933年，中共北京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迁葬仪式，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原载《学习时报》作者：祝彦 寇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