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

　　祖国

　　红旗下的

　　奋斗

　　本报记者 俞琪

　　杭州解放后不久，18岁的程炜从上海来到杭州。

　　站在杭州街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狭小的街巷、破败的楼房，百业待兴。

　　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许多人一样，当时的程炜很难想象，70年后的今天，杭州会是这样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

　　作为亲历者、见证者，省政协原副主席程炜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省工商业的发展历程。

　　程炜：

　　亲历社会主义历史上

　　一场光辉的胜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程炜是宁波镇海人。儿时的记忆，大多是痛苦的。那时，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程炜一家人逃难到了鄞县（现鄞州区），程炜的两个弟弟在逃难中不幸夭折。

　　此后，程炜到上海，在一家私营企业当练习生，日子很艰辛，全年没有休息日，收入微薄。

　　杭州解放后不久，程炜从上海来到杭州。他对杭州的第一印象是萧条破败。

　　“杭州当时没有几支大的烟囱，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现代化工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程炜说，当时杭州最大的工厂是华丰造纸厂，还有杭一棉、民生药厂、闸口电厂等，其他的都是轻纺企业，“企业普遍不景气，经营很艰辛。”

　　同样，城市建设也落后。程炜回忆，当时，杭州几乎没有大马路，都是小街小巷。交通设施很差，只有一路开往灵隐的公交车，也就是现在7路车的前身。居民住的是低矮平房，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挤在一起。自来水并不普及，许多人家用的是井水、河水。

　　20世纪50年代起，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杭州陆续新建了浙江麻纺织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制氧机厂、锅炉厂、钢铁厂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杭州也有了电子工业和其他新兴产业。

　　1950年到1952年期间，程炜在杭州市工商联组织科工作。当时，杭州所有工商企业开停、转歇的申请登记材料都由组织科保管，所以对于工商企业发展变化，程炜很清楚。

　　“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我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分量。”程炜说。

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党的一贯方针

　　程炜先后在民建杭州市委工商研究处、宣传教育处工作，亲历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

　　民建与工商界人士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熟悉他们企业经营情况和思想情况。

　　“做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意义重大。但同时，任务也很繁重艰巨。”程炜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初，许多人不知道改造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认为就是实行“共产”了。于是，抽逃资金，消极经营，工商界人士惶惶不安。

　　“为了做好对资改造工作，民建协助党和政府做好过渡时期总路线大宣传大学习工作。”程炜说，因为民建成员中，多数是工商界骨干分子，白天忙于企业和同业公会工作，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民建机关会议室里，夜晚灯火通明，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学习。

　　“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采取‘和平赎买’，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实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目的，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决定的，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国家实行过，是一项伟大创举。”程炜说，这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消灭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利于教育和改造资本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建积极培养提高骨干分子工作，发挥他们在对资改造中带头、模范和桥梁作用，协助政府做好贯彻政策工作，成效明显。

　　1956年底，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也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建立起来。期间，社会保持稳定，“一五”计划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称之为“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与民建工商联发挥有益的配合作用是分不开的。

民营企业成长离不开党的“阳光雨露”

　　在我省的民建会员中，民营企业家占到了80%左右。

　　曾任民建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的程炜，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很多民营企业家，吃苦耐劳、冲破阻力，凭借‘四千精神’逐步发展起来，很了不起！”程炜说，比如鲁冠球，最早开了一间修理农具的铁匠铺，后来从杭州汽车制造厂拿到一个万向节的业务，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能制造纯电动汽车的企业。还有沈爱琴，最早从一家乡镇企业笕桥绸厂起家，自己背着人造丝被面到北京东安市场销售，现在成了丝绸文化著名企业万事利集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壮大。”程炜说，这是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发展为今天“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明确规定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民营经济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