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浙学：

　　我为共和国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俞琪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浙江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原副院长、省科协原副主席、90岁的项浙学再一次念起了这句话，70年间，他曾反复背诵保尔·柯察金的这段名言。

　　新中国是烈士鲜血浇灌而成的

　　项浙学出生于浙江临海。1946年底，在临海回浦中学读书期间，因参加学潮，项浙学被学校开除。后到上海，正好发生“沈崇事件”，气愤极了的项浙学，又立即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

　　“这一切，都激起了我的革命热情，我下定决心，要为埋葬这罪恶的制度贡献力量。”抱着这样的心态，1948年8月，项浙学考入厦门大学，进入化学系就读。

　　项浙学是公费生，通过学习，将来毕业找份合适的工作不是难事。但他坚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我清楚地知道，加入共产党是要作出牺牲的。”

　　1948年秋天，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厦门港周边停留的军舰骤然增多。年底，组织上让项浙学等一批党员撤离厦门，由厦大总支书记率领，进入浙南括苍游击区。项浙学参加了解放温州、温岭、黄岩等地的战斗。

　　在解放温州的过程中，与项浙学同时进入浙南游击队的厦大地下党员金家泰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我常常想，新中国是由烈士的鲜血浇灌起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加倍努力工作，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不断前进。”项浙学说。

　　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核技术人才

　　浙江全境解放后，经组织批准，1949年六七月间，项浙学去了上海。当时，由党中央创办的大连大学在上海招生，项浙学便去报考，于当年10月被化工系录取。后留校工作，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待了28年。

　　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外部日益紧张的核威胁，中央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需要大批放射化工人才。1958年，项浙学接到通知，要求他从金属有机化合物的研究转到筹建为原子能服务的新专业上，他回忆道：“由我担任原子能系的党总支书记，尽快培养出放射化工和放射化学专业毕业生，再创办核物理、核电子学、核材料和核反应堆工程，构建起为原子能事业服务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当时，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是由整个东北地区各大学的化工系合并，但竟找不到一位接触过放射源的教师。学校从无机化工、物理等学科中抽调了一大批教师，又从化工系相近专业抽调2个班的三年级学生。

　　“这些学生有一定基础，再经过两年左右的专业学习，就可以构建起基本适应放射化工和放射化学专业需要的知识结构。”项浙学说，学校还与鞍钢合作，建立了铀矿综合利用生产实习车间。

　　1960年，两个班约100名学生顺利毕业，立即前往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

　　20世纪90年代初，项浙学到秦山核电站参观，与当年的几名学生重逢。“听他们讲几十年来的奋斗历程，我又激动又感慨。”项浙学说，大家迎难而上，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急需的核技术人才，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贡献，值！

　　为经济健康发展

　　提供决策咨询

　　20世纪80年代初，项浙学翻阅了大量国外科技资料发现，世界正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由项浙学领衔的浙江工业大学3位教师，于1986年5月17日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题为《论知识劳动的价值观》的学术论文，提出“知识经济”概念并首次下了明确的定义：“在未来的社会中，知识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体。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主要依靠知识生产物质消耗很低而又质量很高的产品，并依靠知识实现高效率的管理。”

　　这篇论文还预见：一系列新的智能机器应运而生，并将延伸人脑的功能，以减少人们脑力的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由项浙学领衔的团队，主持完成了50多个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1991-2003年，项浙学担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成员。2004年，项浙学所在的省科技促进外向型经济研究会先后完成《浙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和对策研究》及《浙江绿色GDP的测算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后者获中国科协优秀调研报告特别奖，还获得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批示。

　　“对当时的浙江来说，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唯GDP’，过于追求重工业化，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大幅增长。”项浙学说，这两项研究也是为“八八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而开展的。研究提出，为探明GDP的增长对资源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当建立绿色GDP的测算制度，同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可或缺。

　　我们曾走过的路，途中遇到许多陷阱。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我们应当更加珍惜这条不平凡之路和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