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末，义乌市政府全年盘点，一组数据让义乌人的腰板挺得更直了：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339.3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1158亿元，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66081元和33393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42.1亿元。而在1981年，义乌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36元，税收1990万元。

　　看着这组数字，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许多人说义乌是中国最富裕的县级市，甚至称它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然而，义乌的繁华并非与生俱来。

　　“义乌没什么工业基础，土地少，人均五六分，甚至连水资源都颇为匮乏，没办法走传统发展的路子。农闲时，农民只能做做生意，去外地‘鸡毛换糖’维持生计。”1982年，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刚踏上这片土地，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他说，正是因为当时的义乌有着严峻的现实困难，使他不得不冲破“左”的思想，力排众议，率先于全国开放小商品交易市场。

　　此举，彻底激发了义乌市场经济的活力，也让现今被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之都的城市崛起。近年来，义乌市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欧班列（义乌）已开通义乌至中亚、伦敦和西班牙等9条线路，实行“卖全球，买全球”。义乌常住人口70万人，却有230多万人遍布全球，并且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

　　集贸市场险被废

　　尽管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3年多，但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能吹过每一片地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也曾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犯过错误。”谢高华说。

　　1982年4月，51岁的谢高华从衢州（县级市）市委书记调任义乌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告知母亲，母亲说：“怎么去义乌那么穷的地方工作？”

　　母亲去过义乌，在她的印象里，义乌的穷是全国有名的。谢高华做了不少心理准备，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意识到，现实比想象的更为严峻。

　　当时，义乌县城稠城面积仅2.8平方公里，一条路，8个电灯，可谓“一个高音喇叭响全城”。县城如此艰苦，农村就可想而知了。一些生活困难的农民，不得不外出偷偷摆摊，在义乌廿三里镇和稠城镇等地，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集贸市场。

　　但是，摆摊做生意的行为，在那个时代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谢高华到任之后，没有多说话，毕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他经常去老百姓家里坐坐，问问大家的生活情况与困境。久而久之，老百姓都觉得这位“县太爷”没有官架子，渐渐敢跟他说实话了。

　　据资料显示，当时义乌有4000多户个体户，其中经营小百货的有3000户，从业人员6000多人，多数没有登记发证，不易管理。并且，当时有人认为，鸡毛换糖和摆摊不利于农业生产，应该严厉打击。这种思潮，使得义乌的集贸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摊贩当街拦书记

　　一天，谢高华在县委大院门口，被一位40多岁的农妇拦住了去路。农妇带着10多位农民，开口就问：“请问谢书记，政府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一家人要吃饭，天天被打击、被罚款。”未等谢高华回答，农妇用义乌话说了一长串，谢高华听不懂义乌话。周围人不明就里，以为是街边拌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谢高华见状，邀请农妇进自己的办公室详谈。

　　农妇叫冯爱倩，如今已是80岁的老人了。那时，为养活5个孩子，只能偷偷在街头摆摊。谁知，小生意三天两头被“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驱赶，还要罚款，实在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不要急，请坐下讲。”谢高华耐心听冯爱倩的讲述，两人从家庭状况一直聊到义乌的现状，聊了好几个小时。他了解到，明朝清朝年间，义乌就有“鸡毛换糖”的传统，当地人在农闲时，会挑着蔗糖走乡串户换鸡毛用以肥田。一些“货担郎”为补贴家用，会偷偷在担子里藏上针线头、纽扣等小商品，在县城稠城镇湖清门和廿三里集镇歇担摆摊。而对于这样的货郎，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会严厉处罚，严重的还会被抓去坐牢。

　　“你先回去，同意你摆摊了。”谢高华十分同情冯爱倩的遭遇，对她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之后，这个“义乌农妇当街拦县委书记”的故事，也在当地传开。 （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