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杭州，在夜晚漫步大街小巷，街市如昼、霓虹闪烁，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再也不是从前灯光暗淡的景象。

　　前几天，当记者采访到原浙江省电力局局长、书记张国诚的时候，他已经离休20余年。这位为人们带来光明的栽树人，经历了浙江电力工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困难时期，付出了非凡的努力。

　　百废待兴 电力先行

　　1978年，百废待兴，工农业恢复生产，用电负荷不断上涨。当时，浙江的发电能力和从华东电网分配到的用电指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工业用电不得不实行每周“停三开四”,还经常拉闸限电，群众怨声载道。

　　新安江水电厂被迫超计划发电，水库水位一度降到死水位以下。钱塘江出现咸潮时，新安江电厂需停止发电，放水“顶潮”，咸水进入自来水管，居民饮水含盐量经常超标，有时超标时间持续6个月之久，部分工厂因水质不合格停产。

　　张国诚回忆，当时华东电网各省市经常因电力指标分配发生矛盾。1983年，上海市用电指标调低4.22个百分点，分给其他3个省。虽然浙江省用电指标由15.16%提高至16.62%，但仍是杯水车薪。

　　“分蛋糕”不如“做蛋糕”

　　面对电力总体不足、分配不均的问题，当时的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华东电网领导小组组长王林同志提出“做大蛋糕”的建议，认为“分蛋糕”不如“做蛋糕”。

　　在张国诚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只有加快电力建设步伐，加大电力投产容量，才是解决电力缺口的根本出路。这个意见最终成为三省一市的共识，然而，资金、设备、人才等问题摆在了面前。

　　依靠国家计划资金，华东电网每年对电力建设的投入有限。打破国家独立办电的框框，依靠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实行集资办电，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了争取台州电厂立项，当时的省电力局局长葛洪升同志取得省政府支持，由省政府垫资，先进行开山等基础工作，为电厂提前施工投产创造了条件，也为地方参加集资办电开了先例。

　　华东电网提出，工业用电每度增收2分钱作为电力建设资金，专款专用。经国务院批准，华东电网成为试点，规定集资以各省市为单位，资金由筹集省统一负责，并实行谁集资、谁用电、谁受益的政策。

　　为管理这笔资金，有效开展集资办电业务，张国诚在1985年提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方案。经省政府批准，我省成立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与省电力工业局合署办公，业务上由电力工业局实施统一管理，经济上实行单独核算，与中央企业两本账。

　　省电力开发公司负责集资项目工程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至2002年底，公司固定资产达154亿元，装机容量447.29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1/5，为建立后来的浙江省能源集团公司打下基础。

　　摸索中前行 实践中创新

　　1983年，张国诚担任省电力局局长。次年，水电部安排全国投产500万千瓦机组，其中浙江省安排投产45万千瓦机组（镇海电厂20万千瓦、台州电厂2×12.5万千瓦）。张国诚在省电力局统一思想，发动全省投产大会战。水电部及时调配贵州电力安装队前来支援，浙江也从火电建设公司抽出部分骨干，共同完成了台州2台机组的安装任务。

　　北仑电厂曾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无法生产的60万千瓦机组，但进口机组价格高昂，且受关键技术控制等因素的制约。镇海电厂与北京重型电机厂共同攻关，自主生产了第一台20万千瓦机组，并顺利投运。嘉兴电厂一期则采用了国内生产的30万千瓦机组。

　　为培养人才，我省先后开办了浙西电力技校、湖州电力技校、杭州电力经济管理学校以及浙江省电力职工大学。还成立了电力设计院、电力试验研究院以及火电、送变电安装公司，如今已具备500千伏输变电系统设计施工运营能力，百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设计施工调试能力。管理科学、装备一流的电力基建施工队伍则早已走出国门，享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