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信、短信到微信，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通讯不止依靠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实现文字到语音再到视频的随意切换。

　　曾经，邮筒连接着相隔万水千山的你我。如今，邮筒依然伫立在街头，见证万千世界里你我的故事。

　　寄快递的多了 寄信的少了

　　天气炎热，一上午跑下来，王强身上的工作服早被汗水浸渍。作为杭州邮政城南投递部3名专职开箱员之一，王强所管辖的18只邮筒已经成为他的“老朋友”。

　　杭州城站火车站广场前的邮筒，是王强开箱线路的最后一站。8月2日10时30分，记者跟随王强到达城站广场。王强先用抹布给邮筒“洗洗脸”，再打开取件，最后扫一下邮筒里的二维码。

　　“每个邮筒内部都有二维码，扫码后能看到数据，防止漏开箱。”王强说。清理、取件、打卡，3年时间里，王强对这18只邮筒的开箱线路是固定的。

　　城站广场的邮筒外部标注了两次开箱时间，第一次是上午10时30分，第二次是下午4时。

　　“一分钟都不能相差。”王强说，他经常碰到提早到达，在邮筒旁静候的情况，“这不是强迫症，是对送信人和等信人负责。”

　　尽管多数时候，王强打开邮筒发现空空如也，“现在寄快递包裹的比较多，真正邮寄信件的少了。现在写信族的主力军主要是学生和老年人。”

　　从绿帽儿到黄帽儿

　　“现在的邮筒都是‘绿帽儿’，以前还有‘黄帽儿’，是加急的，一天要开箱三次。”孔元迅是杭州邮政城西投递部古翠路投递组组长，31年的老邮政人，从小孔到老孔，他见证着邮筒的变迁。

　　1987年，22岁的孔元迅成为南星桥投递支局的一名投递员，“那时经常会投递一份叫《中国市容报》的报纸，因为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了，这份报纸是每个开店的小商贩必须订的。”

　　除了信件报纸，每年元旦前后，挂历是重头戏。一天平均四五十筒，对那时靠一辆28寸永久牌自行车上路的投递员来说压力不小，“那时规定当天接到的东西，当天要送完。”孔元迅说，送挂历的那段日子，是杭州的大冷天，别人下班了，他们还得一家家送。

　　投递之路是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送信到龙井一带，先到杂货铺吃碗甜酒酿；然后是杨梅岭，到村口喇叭一叫，大家知道我来送信了；再一路往翁家山上，上坡太陡，只好下车推上去。”孔元迅说，最崩溃的是到了翁家山顶，想起山脚有只邮筒没开，一上一下40分钟，往往开箱发现里头是空的，“关键图个心安理得。”

　　到了20世纪90年代，明信片少了，多了各类账单。2000年前后，又出现了房产、汽车之类的广告函件，“这之后，信件明显下降，以前我一班能收到200多封信，后来经常能碰到空箱。”

　　从“见字如面”到“近在眼前”

　　542只，是2001年杭州市分公司投递局刚成立时的邮筒数。时至今日，杭州主城区还有多少只邮筒？

　　“232只。”杭州邮政城南投递部经理谢波说，消失的这310只邮筒，是这个时代互联高速发展最好的注脚。

　　时过境迁。谢波说，老底子一封信从杭州寄出，最后到新疆，大约要走个把星期，“我女儿念小学的时候还给我写过信，现在她念高中住校了，我们平常联系都用手机。”

　　读者老杜今年75岁，他从床底拿出一捆泛黄的信件。当时他在天津念书，这些都是他与家里往来的家书。老杜的父母不识字，是靠族里唯一一个吃过墨水的长辈念给他们听的。

　　“母亲总说见字如面，看到信上的字如同在与我对话。”老杜说，不知道有多少次母亲的眼泪浸湿了信纸。后来，老杜的儿子去了远方念大学，手机开始流行起来，老杜时常用短信跟儿子沟通。

　　“一切安好。勿念。”儿子的整个大学时代，老杜都是枕着这寥寥数字入睡的。再后来，儿子送了老杜一部智能手机。不会用怎么办？老杜给自己报了智能手机班，和亲戚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见面”。家族群、战友群、摄友群……老杜发现，靠着快速的图文传输，天涯海角的友人们离自己如此之近。

　　“世界越来越小了。”老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