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伟群

　　浙江省文物局网站最新公布的《浙江省博物馆（纪念馆）名录》显示，全省非国有博物馆（即民营博物馆）已经达到122家，占全省博物馆总数的四成多。这其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所有的私人馆，另一类是有企业、机构背景的博物馆。

　　而第一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私人博物馆的创建者，基本上都是因为喜爱收藏某个门类，继而办起博物馆，并向社会开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馆主往往有些“痴”。

　　古砚是他的另一个孩子

　　在观潮胜地海宁盐官，古镇景点正在封闭维修，景点旁的晴雨楼藏砚馆门口还是挂着“全年开放，凭身份证可免费参观”的牌子。刷身份证进入馆内，感应灯光忽地亮起，一个跨越2000多年的古砚世界呈现在眼前。

　　这个1700多平方米的展馆藏有1800多方古砚，年代从汉到清，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古砚史”。它们大多通体漆黑，却在灯光下发出岁月的光辉，自有一种沉静的力量叫人心潮涌动。

　　晴雨楼的主人叫朱曙光，今年55岁，曾从军19年，转业后回到海宁。朱曙光的孩子是1989年出生的，而他也是差不多同时开始收藏古砚，在他眼中，那一方方亲手抚摸过的古砚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每一方砚台收集起来都不容易。2007年，朋友告诉朱曙光有一方古砚在市场上出现，朱曙光马上赶到，砚却被另一个藏友抢先买走了。那是一方宋代的歙砚，有一尺长，这在宋代也很难得，也是朱曙光手上没有的类别。他越看越喜欢，年年去那个藏友家里看这方砚。6年后，藏友被感动了，把砚转让给了他。

　　“这些砚得来不易，如果没个固定的场所去保管、展览，它们可能会重新流散。”带着这个担心，朱曙光东奔西走，最后，海宁盐官观潮景区通过招商引资促成了藏砚馆落户，成为国内第一家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古砚专题收藏馆。

　　他的人生就在照相机里

　　76岁的高继生从小喜欢照相机。他收藏的第一台相机是在1960年花30元买的德国蔡司，当时他在当代课老师，这30元是他的第一份工资，相机到手后，他和母亲不得不喝了两个月的稀饭。

　　1986年，高继生相继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办了10家照相馆和器材店，但赚来的钱几乎都被他用于购买相机。1989年，他用开店赚来的2万多元，北上天津购买心仪已久的英国罗斯相机。

　　住了3天小旅馆，啃了9顿大饼馒头，高继生软磨硬泡，硬是把价格从3万元砍了下来。当相机运回杭州，妻子说：“这么个破木头要两万元啊? 100平方米的门面房，也只要两万元啊！”

　　上世纪90年代初，大批外国人来中国淘相机，甚至在报纸、杂志上大做收购广告。高继生坐不住了：“很着急，中国的精品相机不应该流失到国外。”

　　1993年5月18日，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绍兴路长木村拆迁过渡房里，高继生挂起了“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的牌子，后改名为“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这算得上是中国第一家照相机博物馆，也是杭州最早的民办博物馆。

　　只希望它被多看一眼

　　朱曙光说：“每一个砚台都有积淀，每一个都是宝贝。”

　　高继生说：“每一台相机都有故事，每一台都很珍贵。”

　　朱曙光夫妇过着简朴的生活，与价值不菲的藏品和面积偌大的晴雨楼极不相称。不断有企业和机构想要买下朱曙光的古砚乃至整个博物馆，但每次他们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2005年，高继生的儿子要结婚，但他拿不出给儿子买婚房的首付。而他手里的1000多台老相机，有不少一台就抵得上一套甚至几套房。但卖相机就是割高继生的心头肉，小两口理解父亲，在不到3平方米的阳台上搭了张床，没办婚礼。

　　朱曙光开了微信公众号“晴雨楼藏砚”，传播古砚文化。开馆6年来，他的晴雨楼共接待参观者30余万人次。

　　高继生的相机们每日7时准时迎客，至今已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40余万人，吸引了国内外百来所学校的学生，收藏界、摄影界的多位著名专家来调研过，多家国家级媒体来采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