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曾被“典当”的母亲

　　我的母亲楼翠娟是东阳楼西宅镇殿凰村人，1900年出生在一穷苦家庭，兄弟姐妹五人。我外公原为一农村小学教书匠，靠一点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

　　不幸的是，我外公在母亲9岁时突然患病去世，遗下孤儿寡母一家6口。当时我最小的舅舅才2岁多，家中既无田地，也无财产，全家几乎陷入绝境。万般无奈之下，外婆只能把我的大姨妈早早嫁了出去，我的母亲则被送给邻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以减轻家庭负担。

　　同时，外婆自己给别人家作佣人赚点零钱，让两个小儿子饥一餐饱一餐地活下去。但仅仅挣扎了一段时间，日子还是过不下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外婆毅然把自己典当给巍山镇余店村的一位没有子嗣的村民做“临时妻子”，帮他家传宗接代，以此换取部分钱粮。这是旧社会特有的一种封建习俗，叫“典妻”。

　　童养媳可不好做，尽管那时母亲年仅9岁，但公婆却把她当成年人用，脏活、重活都压在她身上，稍不听话就又打又骂，苦不堪言。母亲为了分担外婆的重负，这样的日子足足熬了2年。

　　后来，实在待不下去了，且外婆也已从余店村回到殿凰村家中，母亲就择机逃回了家，死活也要跟着外婆。又过了几年，母亲己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经人介绍和坎下村一位农村小学的俞姓老师结婚。婚后生下一男一女，原指望从此一家过上安稳日子。可是，好景不长，儿子7岁时，俞老师就患病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难以度日。

　　无独有偶，我的母亲也因此走上了外婆的老路，经人介绍她被典当给我的父亲，给赵家传宗接代。

　　母亲作为被典当的女子，在我家的地位自然低微。我父亲的原配夫人——我的大妈，和我父亲一样都已年近花甲，因患眼病早已双眼失明，服侍我大妈生活起居就成了我母亲的义务。

　　全家生活料理以及相当一部分农活也由母亲一人包干，这种状况在我出生后也毫无改变。从我懂事起，母亲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一刻也不能闲着。

　　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先是烧猪饲料，后烧开水和洗脸水，接着做全家的早餐，但她只能最后一个吃饭。饭后，她要先喂猪，再到300米外的大井挑水。家务告一段落后，又要到1公里外的田里干活。中午11点前，她还要赶回家烧中饭，当然，最要紧的还是给大妈烧专门的饮食。下午仍要出去干农活，傍晚前回家做晚餐，餐后洗涤衣服，还要劈柴等等，准备好第二天的活计。总之，她从早到晚没日没夜地干，不到深夜是无法上床休息的。这还是平时，农忙时节因为割麦种田，家中必须雇短工，那就更忙了。

　　母亲一向劳动惯了，辛苦一点对她来说无所谓。但因为她身份低微，精神压力相当重。我们家族人较多，我家辈份也较高，小一辈族人对我的父亲、大妈都称呼为阿公阿婆或太公太婆，对小小年纪的我也称呼叔叔甚至小阿公，但对母亲的称呼，族人都叫她阿姨。

　　而且族人对她的脸色也有明显的不同，还经常无端吹毛求疵，为此母亲也想在生完儿子后和外婆一样回到坎下老家去。可事与愿违，老家的兄长却在10岁时患疥疮病死了，母亲只能断了此念头，从此一心一意在我家相夫教子，终其一生。

　　母亲一生勤劳而艰苦，她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是我们后辈都无法想像的。但她始终任劳任怨，为我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对我的大妈，母亲一直服侍到1952年大妈去世，20多年如一日，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连大妈的亲生女儿、我同父异母的老姐姐也说她都难以做到。

　　母亲去世己40年了，现仅以此文聊寄我对她的哀思。

　　赵月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