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无定河畔写春秋 （2）

　　九封信与连续召见（上接10月23日《往事追忆》）

　　六月的一天，毛主席又一次特别召见习仲勋，一见面，毛主席就说：“仲勋同志，我们又有大仗打了。”“是呀，中央军委决定，我们首先发动榆横战役，这回要好好教训一下国民党第22军，把北线问题解决了，南线的压力就会减小。”“南边胡宗南的20万人我们可以先放一放。今天你来谈谈边区备战的情况，还有对解决北线之敌的看法和设想。”

　　毛主席说着，还亲自起身，往仲勋的茶杯中添了水。见他头上有汗，就把手中的扇子交到他手中，自己点烟抽着。“边区备战，我们首先解决的是思想麻痹的问题，同时教育干部群众，克服悲观厌战情绪。层层思想动员，坚决立足于打！这是关键前提。具体备战工作目前部署三个月的时间，要求办好三件事：第一是经济备战，经济是胜利之本，争取今年各项生产成绩超过任何一年。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战备工作。第二是加强练兵。正规军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杀敌的目的。特别强调了政治练兵，加强思想教育。部队的政治素质尤为重要。第三是加强民兵训练。在全民皆兵的口号下，提出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地配合正规军作战。第四是开展高树勋运动、曹又参运动，策动和欢迎不愿打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兵起义参加革命。”

　　习仲勋简明地汇报了陕甘宁边区备战的情况。毛主席点头表示满意，并说：“胡宗南已经在忙着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驻军一同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击。现在因为有我中原作战的牵制，他还顾不上进攻边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集中精力组织好北线战役。加快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南线胡宗南的进攻。”

　　习仲勋说：“主席的考虑是符合实际的。北线敌人兵力明显不足，是一个薄弱环节。如果要加强，兵力只有来自胡宗南的支援和傅作义的补充。但看来这两方面都不可能。胡宗南抽不出队伍，傅作义在今天已经有些自顾不暇。至于横山起义，按照主席的要求，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将与胡景铎、胡希仲是同乡同学的师源同志由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师源已经先后两次到胡部同胡景铎交谈，转达了我的口信，也就是希望他们适时举行起义的意见。同时，我还派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秘密到榆林同胡希仲会面。胡希仲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只有胡景铎表示了坚决反蒋的立场。又在部队发展了一批进步骨干分子，可否策动其率部起义。”

　　毛主席听了，在地上踱步抽烟，沉吟半晌，说：“好呀，关键时刻，一个师起义，对于蒋介石也是沉重打击！”

　　至此，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关键时期。

　　波罗镇

　　距离响水堡仅仅三四十里，就到了著名的“横山起义”指挥部所在地——波罗镇了。公路穿镇而过。在靠山的一面路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这是1996年，横山县委、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横山起义50周年而立。石刻碑文是介绍起义经过的，背面镌刻着一首诗：波罗城头举义旗，威震西北鬼神泣。斗转星移沧桑变，功垂千秋毛胡习。

　　这简约而又气势磅礴的史诗，正是对那重要历史事件形象中肯的叙述与评价。

　　习仲勋同志一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有一句名言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团结人。”提到横山起义，人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习仲勋在毛主席指示下，通过小学同学胡希仲做他叔父胡景铎的工作，才得以实现的。

　　其实事情并非是那么简单。一个国民党将军在紧要关头，带领五千部属“弃暗投明”谈何容易。习仲勋与胡希仲的关系何止“小学同学”，更是同乡好友，用知情者杨明轩先生的话讲，更是“同志加兄弟”。没有这样的关系，就不会有拿脑袋做抵押的相互信任，更不可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惧风险。而这“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却是集几十年的感情投入得来的。根据胡希仲的回忆，他们从1929年一道报考军校到分手之后，就没有断过联系。主要是习仲勋不停地有书信给他，劝他参加革命，加入统一战线。在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几乎都是仲勋为他指明了方向。这样，无论他到南方读书，还是随杨虎城出国考察，他的心都是和习仲勋连在一起，相互间的这一份友情和信任，最终才酝酿出了横山起义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胡景铎如果没有对他们关系的深知，也是不敢贸然行事的。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人们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蒋介石却不愿放弃独裁统治，一面假装同共产党谈判，一面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党中央、毛主席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及时确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毛主席还在党内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同时又指出，高喊“统一”的国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因此要求各个解放区党政领导在加强战备的同时，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工作。不久，中央建立了“国军工作部”。

　　当时国民党驻扎在北面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邓宝珊的第22军，另一支就是胡景通的陕北保安团。这两支队伍，因为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受到歧视，经常被克扣粮饷。整个抗战期间，老蒋都把他们丢在西北的穷乡僻壤，让他们对付共产党八路军，部队无所事事，不满情绪很大。这种情况，当然逃不过毛主席的观察与判断。毛主席对习仲勋讲：“从私人感情上讲，这两支部队与我们并无大仇。抗战时期，我们来往密切，邓宝珊到西安去，路经延安，多次都是我们的座上宾。还有一次同我彻夜长谈。后来我们搞大生产运动，富余的粮食还接济过他的部队。他们都很反感蒋介石，如果工作到位，是可以争取一部或几部起义的。如果我们拿下了榆林或横山，我们就在陕北争得了一个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对粉碎蒋介石进攻延安的计划具有关键意义。”

　　运筹帷幄

　　1946年初，毛主席针对陕甘宁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指示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夺取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卫战争争取一块回旋余地。习仲勋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便通知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张德生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就如何贯彻中央指示作了周密部署，并对有效开展“策反”工作做了细致分析。他说：“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蒋介石门户之见很重，22军和保安团，都是‘杂牌军’，与蒋、胡有矛盾，内部也有矛盾。军官和士兵封建意识浓，看重乡情、亲情，军官对士兵，实际是家长式的统治。从井岳秀到左协中，都是一脉相承。抗战期间，我们和他们建立了统战关系，现在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关系，并且要冲破封建意识，利用他们和蒋、胡的矛盾，争取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反对榆林地区亲蒋分子和特务分子。”习仲勋提议抽调关中分区的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协助绥德地委统战部开展工作。又派曹力如和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到榆林，找胡希仲了解榆林国民党上层动态。最后把工作的重点对象确定为驻防横山波罗堡的陕北保安副指挥胡景通之弟胡景铎，并派师源前往联络。

　　胡景铎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是胡景翼将军的胞弟，排行老六，故人称胡老六。胡希仲则是他哥胡景翼的儿子，人称“胡大少”。叔侄两人年龄相差无几，与习仲勋不仅是富平老乡，而且曾在立诚中学是同学。抗战时期，同习仲勋仍有书信往来，流露出投奔边区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因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指示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借胡景翼的影响，为抗战效力。习仲勋同志认为，欢迎他俩率部起义回到边区参加革命的机会成熟了。

　　师源奉命到波罗镇面见胡景铎，转达了毛主席和习仲勋希望他率部起义的意向，胡景铎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胡景铎是典型的关中硬汉性格，性子急思想激进，他见到习仲勋派来的使者师源，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握住手泪流满面，随即诉说了饱受蒋介石歧视之苦，发泄着从扣粮扣款到移住甘肃五原，远离抗日前线的怨恨，说到愤恨时，一甩帽子骂道：“老蒋这驴日的从来不把咱陕西军人当人看待，以为老子都是小娘养的，我早就跟大哥说过，把队伍拉到共产党那边去，但他死脑筋就是不干，今天仲勋派你来得正好，他不干我干！师副部长，你听着，我发誓，我胡景铎从今起，就是共产党人了，我听你和习仲勋的调遣，你们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下一步怎么行动，我听你指示！”

　　师源听得十分感动，忙说：“好同志，好同志。”随即握住他的手说，“不过这事可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师源返回后，习仲勋听取了他的汇报，并召集绥德地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策动胡部起义问题。决定在胡部先建立党的组织，作为起义的核心力量，制定了“建党建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工作方针。

　　1946年7月1日，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又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发展党员名单。8月1日，习仲勋亲自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了由胡景铎提出的该部党员发展名单。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八名同志，旋即入党。同时，决定由延属、绥德两分区抽调40余名军政干部进入波罗堡、石湾等地胡的部队各连秘密进行宣传、联络，使胡景铎率部起义有了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忽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