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谷正纲的笔记本里有国民党中常会的内容，王黎夫将其记录了下来，交给了周恩来和董必武，这一个多小时太紧张了。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斗争形势非常尖锐。那年，王黎夫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室任专员，由周恩来和董必武直接领导。要长期在国民党里与狼共舞，得获得郭骥（社会部人事处处长）对自己的信任、重用，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王黎夫除了在国民党岗位的“本职工作”上要表现突出，还需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

　　当时，谷正纲是社会部部长。一天，他参加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回来，到社会部传达情况。他有一个重要的笔记本，放进大皮包里，交给郭骥，王黎夫就在旁边，郭骥转而交给王黎夫保管，谷正纲与郭骥便去开会了。正值中午11点多，午饭时间办公室没有人，王黎夫赶紧翻出了谷正纲的笔记本，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抄在了一张小纸条上，有些抄不下的内容都记在了脑子里。长期的特工习惯，已练就了他很好的记忆力。

　　“整个过程太紧张啦！”一个多小时后，谷正纲回来了，王黎夫把皮包交还给了他。事后，这张小纸条交到了张友渔手中，王黎夫还口头补充了一些情况。张友渔记录后一并交给了周恩来和董必武。“那些情报是国民党中常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国民党在敌占区和我游击区全部上层人事安排等情况，有多重要你知道吗？！”王黎夫颇为自豪的是，张友渔转告了董必武对他的口头表扬：“你做的工作很重要！”

　　2.王黎夫以他的智慧掌握了极重要的信息资源，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拿过来”的任务。

　　王黎夫的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即使在党内，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也寥寥无几。

　　就是这样，在敌人的要害地方，王黎夫以他的智慧掌握了极重要的信息资源，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拿过来”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王黎夫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储备司办公室主任，掌管着大量国民党军需物资的分配和运输。这可是个肥缺，下面的部队都求着他，只要给这个部队多拨点军需费，便可得到许多“孝敬”。可王黎夫说，他牢记周恩来的“守职”教导，从没贪污过一分钱。

　　不过，他利用职权“贪污”了很多信息，每天翻阅数百份国民党文件，随时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坦克等重武器的配备情况、军需物资调运的方向和数量等情报，及时“拿过来”交给组织。

　　王黎夫的确很会“滥用职权”，经常帮线人排忧解难，比如给地下党解决车票、机票。遇有紧急情况，王黎夫用军车送交通员去火车站，并把自己印有军衔的名片插在软席车厢门旁。这样，线人就能避免宪兵的检查。

　　1948年8月，锦州战役时，国民党为不使锦州被服厂大批军用物资落到我军手中，下令转移。“当时海上运输很忙碌，秩序很乱，我趁乱拖延此事，最后18万套棉军衣、20万双胶鞋、1万匹布、6万条军毯全部保存完好。”当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时，顺利地接收了这批物资。这样的事情，王黎夫干过好几桩。

　　3.要注意搞好周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反动势力。一定要交可靠的朋友！

　　和《潜伏》里的惊心动魄相比，真正的间谍战没有那么多回合，一次失误，命就没了。

　　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须要有许多独特的品质，比如忍受孤独、注意防盗、远离日记、从不喝醉和远离贪婪。当然，还要坚持学习业务，服从上级安排。

　　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黎夫离开重庆去湖北时，周恩来要王黎夫到曾家岩50号重庆办事处。可是他因为事情多，没能与王黎夫多谈，便要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等人转告王黎夫一些话，都是做隐蔽斗争的注意事项，比如要遵守国民党的一些纪律，做好本职工作。

　　“要注意搞好周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反动势力。同时要分清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靠的，一定要交可靠的朋友！”王黎夫很清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全自己并提供情报。

　　1944年王黎夫去军政部工作室，周恩来又要徐冰把毛主席的《论政策》的内容拿给王黎夫看。“上级嘱咐我一要做好工作，二要交好朋友，三要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四要建好家庭，长期埋伏，为党做好工作。”说罢，王黎夫推荐记者也去看看毛主席的《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