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潘振铎双手握拳，面对镜头摆出“目视远方”的姿势，90高龄的他，仍然是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10月16日，时值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批示之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组织离退休干部，到宁波开展“走进‘枫桥经验’、共话群众路线”走访座谈。活动的主角，便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离休干部潘振铎。50年前，他是宁波公安处副处长，因保卫主席专列、剿匪反特的突出业绩，被抽调到浙江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团任政法组长，负责全团对敌斗争。那份报给毛泽东的书面总结，便是由他起草，后经他人润色后发出去的。

　　“二等兵当营长”

　　1963年，大饥荒刚刚过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上前台。为探索经验，为全省性的运动提供操作模板，浙江省选择了诸暨县枫桥区作为试点。浙江省委组成了“社教工作团”，主要负责人是省委副书记林乎加。

　　工作团下面由每个地委组成一个“社教工作队”。每个地委的工作队，对应一个公社；地委下面的县委工作组则对应一个大队。

　　当时有一级行政机构叫“区”，与现在的“区”大有区别，乃是介于县和乡之间的一级机构，在广东等省称作“管理区”，在甘肃等地称作“片”。当时的枫桥区，管理着7个公社（公社即乡镇单位），大队则对应今日的行政村。

　　之所以选中枫桥作为试点，潘振铎认为，这个地方的敌情、生产和反革命活动都比较复杂。

　　在工作团和工作队下面有一些办事机构，分别由省厅、地市领导挂帅。如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的政法组长，本由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出任，但因日常任务繁重，便由宁波公安处的一位姓施的副处长出任（此时的宁波公安处，管辖范围包括了萧山和诸暨等地）。三个月后，此人因病离岗，潘振铎出任组长，7月初跟地委副书记周效儒来到枫桥。

　　工作队和工作组，也都相应配备了政法组。但根据规定，各队抓人、杀人的事，包括群体要开会斗争谁，都必须经过工作团政法组的批准，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政法组均无此权力。

　　用潘振铎的话说，他是“二等兵当营长”，即小兵掌大权。

　　经得起“光荣的孤立”

　　虽然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未能参加，但他派去的前后两任工作团政法组长，都严格执行了他的指示：严格按照中央文件，一个不杀，大部不捕，一个大队只能斗争一个。

　　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想通过多捕人、搞武斗来打开局面，且持此议者，多为位高权重的领导。1963年7月到9月，他们从枫桥区6.5万人口中，列出四类分子911名，要求逮捕的就有45人，要求斗争的对象数量更多。

　　潘振铎是南下干部，山东省乐陵县人，17岁在河北省南皮县参加中共武装，对党非常忠诚。潘振铎严格根据公安厅长的指示，坚持文件规定的原则，一个大队只批准一个斗争对象。

　　很多工作队报来的名单，都被他当场驳回去。这令一些人感到不习惯，其中一位省委某部的部长，自觉自己的权力受到政法小组的限制，便到工作团团长、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处告状。在一次大会上，省委领导批评说：“大老爷要高抬贵手，不要搞告状无门。”

　　吕剑光得知此一情况，鼓励潘振铎他们坚持原则：“要经得起冤枉和光荣的孤立。”于是潘振铎照干不误。

　　结果，全区一个人也没有捕，斗争对象大体上每个大队一个人，一些人想通过多捕多斗来打开局面的想法未能得逞。

　　在潘振铎所处的东溪公社山口大队，他们找到了“最反动、最顽固”的一个人，是个好吃懒做的坏分子。在群众揭发、斗争的大会上，此人一开始还不服，斗了几遍之后，他就承认错误，“改好了”。

　　回顾往年，潘振铎说，当时“左”的思路盛行，总想多抓几个人，越左越革命。“但权力在我手里，要讲理，要以理服人。”

　　毛泽东一纸批示止争议

　　公安部派办公厅主任和一局局长检查枫桥社教情况后，认为很是得当，要求提供书面材料上报。

　　这项工作自然落到了潘振铎身上。在那一代南下干部里， 他还算粗通文墨，上过小学，后来还读过抗日夜校。两个通宵，两天两夜后，他拿出了草稿。那时候大饥荒刚结束，生产才开始恢复，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苦。为避免干群矛盾，潘振铎不去店里买东西，白天吃食堂，晚上吃自己从宁波带来的爆米花充饥。“干部有钱，群众穷。我们工作组干部去买东西，群众会有意见。”

　　领导要求潘振铎对初稿继续修改，他于是向林乎加副书记提出要求：其他部门都是厅长负责，单政法组不是。再挤，也没有油水了。于是公安厅吕剑光参与进来，在他原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最后将枫桥社教的经验总结为：依靠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加强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

　　时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材料，批给全国政法高层领导彭真和谢富治二人，要求重视和推广枫桥经验。

　　直至今日，潘振铎提到这个批示，仍难掩兴奋：“我看到了这个批示！”后经核实，他看到的是复印件。

　　对于此事，潘振铎不居功，认为是整个团的功劳，他只是“碰巧”站在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节点上，亲历并见证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