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离职多年，但翟翕武每周总要有这么一两天，到省政府一号楼的一间专用办公室，看看文件，灵灵信息。近日，笔者如约来到这里，和他聊起解放初期经历的一些旧事。这位94岁的老人，腰杆笔直，思路清晰，60年前的风云岁月，在脑子里盛放得井井有条，从政、战争、进城、创业，不时会有一些鲜活的细节，穿越时光隧道，披着万里征尘跳到我们的面前。从他的叙述中，可以依稀看见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从赢得战争，到最终赢得国富民安。

　　南下浙江

　　说起那一把美式手枪和卡宾枪，翟翕武现在还有几分依恋。“很好的枪，孟良崮战役打掉国民党整编74师后，打扫战场时，在一名连长身上捡的。”

　　当时翟翕武是山东省沂南县（孟良崮原属沂南县后划归蒙阴县）县长，作为战利品，这把美式手枪和卡宾枪跟随了他好一段日子。“还有一支派克钢笔和一只望远镜。”

　　1949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国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屯兵长江以北，随时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

　　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华东野战军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受命组建“浙江省准备委员会”，负责解放浙江后的全面接管工作。山东鲁中南区和渤海区党委为此调配了13个地委及40多个县区委的全套干部，随军南下浙江。

　　时年34岁的沂南县长翟翕武，也被选派南进。于是他带着沂南县的20多名干部，跟着鲁中南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离开了山东解放区，随大军直奔江南。“临行前，上级要求我们把随身武器全部上缴，尽管挺不舍的，但还是把枪上缴，只背着被褥，带着几本书上路了。”

　　1949年4月初至5月2日，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研究了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军管会的组织结构，安排和讨论了随军南下干部的学习及工作分配问题，还编辑了《浙江省概况调查》等资料，为接管浙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1949年4月23日，大军渡江，我们这些南下干部背着被子从镇江过来，走了十天，5月3日与部队一起进了杭州。在行军的路上，上级就一个县一个县地配干部，主要是书记、县长，一进了浙江就对号入座，我被分配到军管会搞经济工作。”

　　让翟老记忆深刻的是，进城后，富庶之地的杭州，并没有出现战后的破败混乱，“原来我们还想，进了杭州可能还要打仗，没想到都挺稳定的，一些工厂停工，但很快就恢复了生产。这主要是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稳定局面的工作，数十万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护厂、护校、护路和保卫重要资产的斗争，比如水电就基本没有断，解放军纪律又好，老百姓心就安稳了。”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震林任主任，谭启龙和汪道涵为副主任。

　　“我被任命为杭州军管会工业部企业处处长，当时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梅花碑的国民党省政府旧址。”翟翕武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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