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婚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往事历历在目,虽然那时生活艰苦,可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分外的甜蜜。
1963年底,我因治疗血吸虫病住院半个月,回到学校上班时,教师宿舍里多了一位稚气未脱的女教师,刚来代课的,才17岁。说起这教师宿舍,其实是一个教室,用泥砖分隔成四小间。泥墙只有两米多高,上面是敞通的。教室只有一个大门,通向各自的小房都有一个门。每一小间宿舍仅有八、九个平方米。新来的女教师与另一名女教师合住一小间,正好和我是对门邻舍。住在各自的房里,大家可以互相聊天,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有一次聊着聊着,不知啥原因,她竟然把一瓶墨水泼过来,正好洒在我的蚊帐顶上。我就吵着让她给我洗蚊帐。她也居然红着脸给我拆、洗蚊帐。也许是“不打不成交吧”,从此我俩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把我俩分成了两个“战斗队”。有时表面上“针锋相对”,但是我心里却护着她,她也在同伴中说我这个人“一身正气”。1968年她患阑尾炎,手术住了院,许多同事都去看望她。其中有两个女同事诚恳地对我说,“这是一个机会啊,可别放过!”第二天,我买了点水果糕饼,在两位女同事的陪同下到了医院病房,我俩目光对视,含情脉脉。我趁人不注意,把第一封求爱信塞在她的病床枕头底下。接着,我接二连三给她送信。后来,终于有一天她给我回信了,就这样我们谈起了恋爱。
1969年的元旦,我对她说,“新年伊始新开端”,哄着她和我去登记结婚。她母亲向她摇手示意别去,但是她毅然和我一起去登了记,并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是一张2寸的黑白半身照,和现在的结婚照可不能比。
那年“五一”节,我们在我的老家举行了婚礼。我父母租了间老房子住,他们把自己住的一间楼房(约12平方米)腾出来,作为我俩的新房。母亲给我做了一条丝棉被、一顶新蚊帐(因布票不够,帐顶还是一幅旧布)。结婚那天,妻子在两个妹妹的陪同下,乘客轮,背着她母亲给她的一个被包来到我家。在家里我们自己动手烧了两桌酒菜作为宴席。
就是这样一间简陋的新房,也“好景不长”。没多久,“移交”给我的大兄弟作新房。我们就搬到乡下学校里,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作居室,一家四口在那里住了20多年。
现在,我家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两个孙子活泼可爱。为了儿孙们,她退而不休,默默地奉献。
我和老伴恩恩爱爱40年,“少年夫妻老来伴”。让我们永远相伴,一起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