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但打小我也没觉得我家里生活怎么富裕。

　　家中是两儿五女，家庭负担自然是比较重。母亲好不容易供完我读完小学，毕业时刚好解放了。

　　

　　

　　十四五岁便给人家当保姆，

　　自己的亲舅舅竟然想要侮辱我

　　小学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学可上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白天上山割野草，晚上回家烧饭菜。母亲托了上海的亲戚，想让我过去上海念书，但结果还是没办法上学，我只好靠当保姆度日了。

　　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日子过得非常苦，每天只能睡在楼梯下的走廊里，被蚊子叮咬不说，半夜经常有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路过，我一直都不敢熟睡，时时提防着，生怕一睡着被人家占了便宜。

　　后来哥哥从村里出来了，他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女子中学。

　　可是有一天，意外发生了。我当时还是睡在楼梯下的走廊里，自己的亲舅舅竟然想要侮辱我，于是我逃了出来，央求老师让我睡在教室里。

　　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上中学的头两年我都是学习委员，后来还当上了班长。为了早点毕业，参加工作，也为了早点摆脱舅舅，我报考了上海机械学校。’

　　谁知道，舅舅还跑来我学校骂我，我只是一直默默地哭，学校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我被分配到西安郊区一家工厂，父母帮我看上了一个“成分”好的男生    

　　1960年我毕业了，要按“成分”分配工作，我和四个男生因为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西安郊区的一家国防工厂去工作了。当时我有一个上海同学被分配到了上海一所知名高校，他追求我，我开始不依，但是父母都说他成分好，又在上海交大工作，希望我和他在一起，于是我遵循了父母的意思，开始和他交往。

　　我去了西安以后，便和男朋友分隔两地，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这时，又出了一段小插曲。另一位成分也不好的同学因父母逃到香港去了，来不及把他带走，也被分配到西安和我一起工作。他非常喜欢我，追我追得很紧，希望我和他在一起。

　　后来那个同学在香港的父母知道了，就写信叫他一起把我带出去探亲。但是我们工厂似乎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就把我下放回了上海的农村。

　　回上海之后，我便和男朋友草草把婚事给办了。

　　

　　

　　因为“地主小姐吃不起苦”的理由，

　　结婚一年多，丈夫就要和我分手

　　

　　我在上海的农村里和他父母一起干农活，他依然在上海的高校工作。

　　结婚一年多，丈夫就向我提出了分手。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丈夫写给父母的信。他父亲知道了，马上把信给撕了，我把碎片捡回来，用米饭把信重新糊好。他在信里告诉他父母我是地主小姐，从小家里条件好，吃不起苦，希望和我尽早分手。让他父母尽给我些苦差事做，逼我早点离开。

　　于是他父母总是把最粗最重的活儿丢给我一个人干，让我纺纱、割猪草，一日三顿都只能吃地瓜，吃得我的胃烧灼般地疼，也不给我一毛钱。

　　我看了信以后，又难过又生气，决意要去上海看他。当时有规定一年可以去探亲一次，但是他父亲不肯，我又是被下放到农村的，怕组织认为我不重视劳动，一直也不敢去。

　　可是知道了真相，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跑到了丈夫所在高校的党支部把我的委屈都向他们反映了。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但还是行不通。我只好告到工宣队去。我当时心里只是想与他复合，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于是只要求他每月给我15元的生活费，先和我回家去。

　　

　　

　　丈夫翻脸无情，散布谣言说我是反革命。我不认，虽然我成分不好，但我是清白的。

　　但是谁知道回到农村以后，我的苦难就开始了。丈夫先是到处说已经查清我是反革命，要批斗我。于是一大帮人跑到家里来质问我，我硬是不认，我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我人是清白的。他们都不相信，还要我交出工分钱。我连一份工作都没有，我哪来的工分钱啊！

　　一连这样过了好几天，终于，乡政府领导来了，他们安慰我说事情会查清楚的。我哭着拿出了一叠信，这是我写给丈夫单位党支部领导的，希望能够证明我的清白。但是寄信要走好几里路，邮差一天又只来一次，我一直没能把信寄出去。我把信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帮我“正名”。

　　3天后，乡政府叫我过去，丈夫单位的领导们都来了，我一见他们就哭了。原来他们一星期前就来了，一直在观察丈夫是怎么对待我的，暗地里也派人保护我了。领导们批评了他，让他继续回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之后，乡政府领导看我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人蛮老实的，就委托大队里帮我安排了工作。领导告诉我，这次丈夫因为乱散谣言被处分得不轻，要和他复合是不可能了。

　　（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