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开始，国内形势渐渐吃紧起来，那时我在杭州高中读初二。

　　

　　4月29日，大溃退

　　4月29日，学校门口不断走着大队的国军。上午上课时就听到了喧闹声，嘈杂不堪以致影响到听课。下午，我们几个就溜出校门去看热闹。马路上大队士兵正向火车站方向走去，两边是围观的市民。士兵们走得很杂乱，服装也不像样子，脏且不说，有的还破，几个军阶不高的军官也跟着，看上去一脸的无奈，市民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不时有军车从队伍中穿行向前，似乎要夺路先行，军车大多是卡车，上面满载着军官和物资，也有被市民们称之为工兵车的施工车辆。车子一来就猛按喇叭，叫士兵们让开，不时夹杂车上车下的叫骂声。这样一直闹到天黑才静下来。第二天，据早晨来校上学的走读生报告说，街上的警察也不见了，大家霎时感到巨变即将来临。

　　

　　5月2日，解放军入城

　　5月2日下午，一个走读生从校外拿回来一张号外，不大，单面套红印刷，“号外”二字大而醒目，内容很短，述说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某镇，离杭州市区还有多少里。大家传阅后都很振奋，类似的号外3日上午又有过一张，用词上已经改称共军为解放军了，并说下午解放军将可能从拱宸桥方向（即杭州的西北角）进城。

　　午饭后，大家就纷纷涌到临街的窗户旁焦急地等待着，街上很安静，行人也很少，市民们大概都听到了一些什么消息，知道解放军是对老百姓好的，所以倒也不怎么害怕。

　　“来了!来了!”，不知道是谁先轻声地叫喊起来，我们赶紧向外探望，的确，马路远处的两侧各有一行队伍在慢慢行进，大家屏息注视着，既紧张又兴奋，渐渐地走近了才看清楚，马路两边各有一队军人开过来，细细看去，军装的颜色稍微浅些，帽子和国民党军很不同。前胸交叉着子弹带和粮食袋，他们端着枪，目光警惕地看着四周，不时向楼房的高层望一望。行人们驻足退到两旁，有的进到了开着的店堂里。解放军战士的表情是严肃而友善的，行人和店员渐渐地展现了笑容。开路的队伍不太长，不一会儿就走完了，没有看到什么骚动或狙击，也没有听到冷枪或交火的响动，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在平静中完成了新旧社会的交替。大家都有点意犹未尽，在不安和焦虑中等了这么多天，临了就这么十几分钟，太不过瘾了，但也确实没什么可看的了，只得怏怏地回到了教室。

　　

　　5月4日，大轰炸

　　谁知道这和平解放的第二天就不和平了。蒋家军凭借当时的空中优势，对杭州进行了两天的大轰炸，第一天炸了钱塘江南岸的西兴火车站，意在阻止解放军南下，第二天炸的是杭州市内的重要目标。

　　那天我正巧回家拿衣服，我家离省政府大院不远。将近中午时分，只听得飞机声响了，我立马警觉起来，谁知那响声一下子达到了吓人的程度，原来它低空从头顶上越了过去，随即炸弹也就响了，“砰，膨，砰”，一下子扔下了好几个，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躲，终于钻在一张桌子底下不敢动，听炸弹的响声位置，知道轰炸的目标是省政府大院。等了好一会儿觉得放心了，这才从桌子底下慢慢钻出来。谁知刚直起腰，飞机又俯冲下来，“膨，膨膨”，吓得我冒了一身的冷汗。事后得知，国民党的情报不准，军管会的领导机构尚未进驻省府大院，那里只是一座空院子，炸了半天只伤了一个哨兵，烧了几间平房。

　　不光天上有飞机轰炸，城里潜伏下来的特务和死硬分子也活动起来。有打冷枪的，贴反动标语的。但很快杭州市区形势便稳定下来了。（作者1934年生于杭州，1950年底在杭州高中读二年级时因抗美援朝参军，此后一直在海军学习并工作，1994年退休时为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力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