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93岁高龄时去世了。虽已过了10多天，但我仍无法接受母亲已不在人世的残酷现实，总想像着和以往的60多年一样，不管我在外求学工作多久，不管我曾走得多远，回来后推开家门就能高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然后就是母亲的嘘寒问暖。

　　母亲的家乡是南京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她17岁就出嫁到我父亲家，为的是用父亲的聘礼为其兄娶妻。抗战期间家乡成为抗日根据地，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国民党占领了我的家乡后，母亲不堪国民党部队经常上门追问父亲行踪和乡间土匪的骚扰，带着4个孩子投奔县城的哥哥也即我的舅舅家。为了回报其兄的收留之恩，母亲不仅包揽了娘家的全部家务活，而且学做缝纫，赚点零钱贴补家用。那段岁月，母亲忙完了家务，常常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做针线活到深夜，一双手冬天长满冻疮，肿得像馒头，甚至化脓，不下水时就用手帕包起来继续干活。

　　后来，父亲转业到浙江公安系统安定下来后，1955年母亲才带着我和二姐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到浙江与父亲团聚。不久家乡传来我舅妈病故的噩耗，母亲惦念同胞手足之情，毅然将舅舅的两个小女儿领来抚养，后来又有了我的妹妹和弟弟。维持九口之家生计的只有父亲不高的薪金，于是母亲四处打零工：剥花生、砸焦炭、卸石子、当保育员……什么都干，一次砸焦炭因劳累晕倒，嘴唇碰在焦炭上嵌了进去，留下永远的疤痕。长年的超负荷运转，使母亲积劳成疾，50多岁就经常头昏目眩，卧床的日子比起身的日子多，药比饭吃得多。就是这样母亲也不肯闲着，甚至撑着病体忙这忙那，劝也劝不住。

　　母亲除了善良勤劳还善于持家，烧得一手好菜，能把普通的蔬菜烧成可口的佳肴，让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一到秋天就忙着腌白菜、晒萝卜干，成为我们一个冬天直至春天都百吃不厌的佐餐小菜；一般的针线活都拿得起，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用父兄的旧衣改的，长大后到参加工作，衣服都是母亲买便宜的零头布亲手剪裁缝制的；全家人穿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千层底布鞋。

　　母爱不仅庇荫了我们这一辈，而且惠及我们的下一代。我女儿出生时我与妻子也是两地分居。妻子产假56天一满就把女儿留给我，回单位上班了。我又当爹又当妈，全靠母亲帮衬。女儿19个月时，我调到杭州。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带孩子，女儿由我母亲照看到5岁，直到我在杭州稳定下来并联系好幼儿园，才回到我们身边。母亲对我女儿舔犊情深，女儿也始终认定奶奶是她最亲的人。女儿后来去北京上大学、工作，每次回来，不管时间多么短暂，不管旅途多么劳顿，一定要赶到湖州看望奶奶。这次得知奶奶去世，她买了机票赶来见奶奶最后一面。当夜守灵，她凝视着奶奶的遗容，怎么也不肯离去。

　　母亲一生既无显赫的职位，也无辉煌的业绩，只是千百万平凡母亲中的一员。但在儿女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是伟大的、足以依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