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抢占的是法国人，“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

　　“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躜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亲历者法国人埃里松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绸缎床垫和皮货压息火焰，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最早“抢占”圆明园的是法国人，皇家宫殿被抢劫破坏的悲惨场面令亲历者埃里松感到难受。他看见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塔、文源阁跑去。

　　

　　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贪欲”就像脱缰的野马，失控了。

　　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开始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

　　保罗·瓦兰是孟托邦任命的法方在战利品委员会的代表，他最有资格讲述他及小部队陪同孟托邦将军初访圆明园以及对圆明园一拨又一拨洗劫的情况。他竭力挽回法国人在此事件中的荣誉，而且显然想把英国人牵扯进去。

　　“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其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个大瓷昙，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美轮美奂；还有一卷卷的轴画，那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

　　“这座宫殿是统治千百万人的皇帝，在身着金丝线绣制、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朝服的达官显贵的前呼后拥下，接见向他当面叩头拜见的外国使节的地方。”描写完这第一座御座宝殿，保罗·瓦兰又对第二座大殿进行描述，那里面也有一个御座，是皇帝进行一些不太正式的接见活动的地方。规模虽不如前，但更加典雅。

　　保罗·瓦兰越发眼花缭乱了。他在与这个宝殿毗邻的那些配殿里又发现了稀奇绝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装饰着宝石的金银器，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丝图案的刀剑；镶着绿松石和珍珠的金银托架，还有纯金的偶像，用天然珍珠串制成的花果、树木盆景，用各种最珍稀的材料混合绞制而成小殿阁。真是洋洋大观。”

　　“不需要再去描绘那些宫殿里面的东西。要去形容那些物质的和艺术的珍品已感词穷。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当时那个景象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象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

　　依保罗·瓦兰所说，在他们初次巡访的那天上午，直到十点钟的时候，被拿走的东西还不多。但是，很快，“贪欲”旋即就像脱缰的野马，先前安排海军陆战连队担任皇宫值勤任务，已经显得不够用。后来连值勤的官兵也抵不住诱惑！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贪欲比诺言来得更有力。抢掠就这样开始了。

　　

　　一项被称之为“艺术性娱乐”的活动，很快就变成“具有传染性的”活动。

　　乔治·凯鲁莱是葛罗男爵领导的使馆外交官，他因职务的关系而不能去搞这种大捞特捞的事，对此他遗憾不已。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跑到法军军营去拜访他的朋友，观看他们抢来的珍宝：

　　“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诡秘的样子，跟我们讲他们在中国的阿拉丁神宫搞到了相当于十几万法郎的东西。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金条、绿宝石、珍珠、景泰蓝、玉器。那些当兵的为眼下抢来的东西而发愁，巴不得把它们都卖掉，卖给我们这些没法去发财的人，而我们呢，只能花钱去买军队不屑要的那些东西。”

　　凯鲁莱对那场大掠夺的法律依据不以为然，他只是为珍宝被糟蹋而惋惜，但他也认为大掠夺是难以避免的：

　　“听到他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黄金乐园里的奇珍瑰宝（由于一时的狂热和冲动，确实是夸张了），我们开始感到遗憾：战争的需要没能阻止对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财宝的挥霍……不过，还能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分散在十六平方公里的宫殿中的所有东西都清点一下，然后让两国军队瓜分，再按军衔高低分给个人吗？不能，绝对不能！”

　　法国人阿尔芒·吕西的证词的价值在于其坦率，可以与保罗·瓦兰的证词联系起来看。阿尔芒·吕西对他积极参与对圆明园的掠夺毫不隐讳。9月1日进入天津时他就有明确的打算，他承认在天津什么都没买，打算以后再说……他写道：“要是说有抢劫的话，我只是在对北京掠夺之后或者说在那期间，搜罗了一些小玩艺儿。大家都说那几天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阿尔芒·吕西陪同孟托邦将军进入御座宝殿，“绝妙的雕刻品”、几百年的景泰蓝大花瓶以及“精美的青铜器”，比比皆是。他肯定地说，他看到巴特尔准将及其手下的军官毫无羞耻地、自顾自地、“毫不客气地搬东西”。

　　

　　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旧货铺”

　　比如，阿尔芒·吕西亲眼看着一本封面烫金镶着宝石的书，还有一些漂亮的景泰蓝小烛台，一转眼就不见了。他还谈到安在宝殿旁边的小祈祷台正中央的一个纯金小宝塔，它上边的宝石和珍珠都被抠走……说是防备丢失！

　　接着，他又进入另一个更加富丽堂皇的御座大殿，四周是小陈列室，其中一间满是首饰。阿尔芒·吕西和另一个英军翻译官共同瓜分了一本用朱笔批写的文书，那是皇帝的亲笔批示。后来他将此物丢失！他继续“踅摸”东西，终于弄到两把扇子，其中一把是象牙的。

　　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后来这样描述当时文物遭破坏的场面：

　　“我找到皇家的家具库房，我们的士兵正在那里抢东西，那场面很特别，令人遗憾又感到滑稽可笑。东西几乎完全被砸碎，这是士兵们的一种奇怪的乐趣，他们在挑选东西时表现出极为荒唐的癖好。有几个很漂亮的景泰蓝，我给护下来。但是如何处置呢？我还看见一些非常精致的瓷器被摔得粉碎；还有些很古老的漆器、碎纹瓷、象牙制品、玉器，被砸得碎片满地；有些人拿彩釉花瓶当球耍。看了真叫人难受，为那些东西感到惋惜！再远处是一座丝绸库房，齐脚踝深的制作精美、用金线挖花织制的绸缎堆了满满三个大院子，奇光异彩，华美绚丽，令人难忘。然而，有人用这些珍贵的锦缎当包袱布用，把他们抢来的小玩艺儿包起来！”

　　最后他的战利品又多了一件浅灰貂皮衣（是另一个士兵拿不了送给他的），还有一些金银首饰、珊瑚项链以及一个从御座上抠下来的绿宝石……他为没能带更多的东西回来而感到遗憾。

　　事件发生40年后，樊国梁主教写下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里面有不少趣闻轶事：    

　　“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那个活门，那只是片刻工夫的事儿。小密室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两万五千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硬币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店和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

　　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见证者也都证实，掠夺者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所有财宝带走。

　　

　　10月9日，第二天，法军撤离海淀村和圆明园，向距那里三公里左右的英军靠拢。

　　保罗·瓦兰为这次撤兵感到惋惜，他认为为时过早。他尤为懊恼的是如果推迟撤军，法军就可以把那一大批不得不放弃的珍贵的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装在军车上运走，结果却让英军和一些中国盗匪占了便宜……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的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

　　最后，让我们听听另一当事人贝齐亚上尉是怎么说的吧：

　　“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摘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