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豆腐渣”一词并不陌生，因为常常有“豆腐渣工程”的报道见诸于报端，而真吃豆腐渣的人却不多了。豆腐渣是做豆腐过滤后剩下的渣滓，一般作饲料用。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豆腐渣却救过我们一家的命。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我家住的贵溪村是云和较大的村庄之一，有上百户人家，就办了一个大食堂。大食堂设在村中央的一幢大房子，家家户户的八仙桌都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准开伙，粮食全部上交，铁锅也化成铁水变为钢铁，家里只能留茶壶烧开水。我父亲在村里炼铁炉拉风箱，母亲在村公共食堂烧饭，我在村小学读书。公共食堂三餐按时开饭，全村男女老少吃饭不要钱。可好景不长，次年农业歉收，“三年自然灾害”已悄悄来临。我当时正在读初小，一放学就跑回家，拿一只钵子到食堂排队领饭。记得有一次我跑得快，排在第一名，尚未开饭，怕被别人挤出来，双手紧紧抓住前面门框，厨房的人开门出来时把我的小手夹在门缝里。我的哭叫声惊动了在厨房里烧火的母亲，急忙跑出来将我送到村医务室，可一只手指甲已掉了下来，只得用剪刀剪掉。

　　公共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有段时间是用番薯和麦粉混在一起蒸的馍馍，像肥皂块大小，一人一块。更多的是用番薯青菜、番薯叶加少量米煮成的稀饭，几口大锅烧好的稀饭倒在几口排列的大木桶里，再挑上几担水直接倒进较稠的稀饭中，用木棒搅匀后再用小木勺分给大家吃。一碗饭几大口就没了，只得以野菜、糠饼充饥。由于营养不足，患浮肿病的人很多，许多人因粮食困难而外出谋生。

　　县城里有家豆腐厂，豆腐只供应单位食堂，而豆腐渣可卖给老百姓。正好我有一位表姐在豆腐厂里做工，豆腐渣就成了我们家的救命食物。父母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买豆腐渣自然成了我的任务。星期日，天没亮我就被母亲叫醒，饿着肚子摸黑走5里路到街上。那时从贵溪村到城里的沙子公路两旁全是田野，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路灯，真是害怕极了。虽然每次到豆腐厂，那里都是大门紧闭，但门外却是人叠人，有些人爬到窗台上，甚至还有人爬到屋梁上。屋内的工人完成了豆腐的所有加工程序后，便开门卖豆腐渣。门一开，人群死命往里挤，我一个仅十一二岁的小孩，根本挨不上边，还好我有表姐在豆腐厂，我每次总能买到一些豆腐渣。

　　中午，母亲劳动回来，将豆腐渣或煮或炒，放一点盐和葱花。快熟时一股香气传来，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伸手到锅里去抓着吃。母亲烧好后，全家每人分一小碗，味道好极了。邻居家的孩子看到我们家里有豆腐渣吃，真是羡慕极了，都说那可是高级补品。母亲也常常分一些给邻居家的孩子和生病的老人，可每次买回来的豆腐渣也仅能吃一、二次。就是这点救命的豆腐渣，使我幸运地度过了那饥荒岁月，而我母亲却得了浮肿病，年仅45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