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壁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闹革命，直至解放。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经历。

　　（一）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当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重庆是解放大军最后攻克的重要城市，进驻了二野的两个兵团，大批军队干部在此转业，几乎每个单位都同时配备了地下党和军队的干部。但他们的行为处事有很大差别，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经历相对简单；而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的妇联也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论党龄大多只有她的一半甚至更低，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也总有人追着问她那些传奇经历。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在那个列宁服很时髦的年代，她却常穿一件裁剪得很合身的蓝色旗袍；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陪着他们吃饭、抽烟、喝酒、划拳。她会裁剪衣服，会用单方治病，会下厨房做菜，甚至会“算命”……

　　陈联诗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组织妇女庆祝游行，为部队生产军用被服，为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做大红花，为上北京开会的代表做绣品……这一切对她来说游刃有余。她觉得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些奇怪：那些一看就懂的文件，干吗老是没完没了读啊讨论啊?难道志愿军需要的鞋底和毛线袜子是坐在板凳上学出来的?

　　（二）

　　刚刚解放的重庆，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起落。陈联诗的身边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二姐；她的堂兄陈人望，20年代也曾经是共产党，后来虽然当上了国民党的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临解放时却自己拿出三百两黄金，从大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解救出一位起义的同志，还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陈联诗解放后要保证他的工作。解放时他被有关部门列为“统战对象”，可是当他回家后却被当作“反革命”枪杀。家族里的人惊恐万分，不由分说将幼小的弟妹送到陈联诗这儿来。

　　陈联诗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陈联涛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有些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开始起于青萍之末，很快演变为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

　　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三）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那时她还在和廖玉壁“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美丽的向往。现在，仰望半生的理想终于向自己走来。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她要把她的那些企业，还有烈属们都带到农场里去。

　　陈联诗的这个想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重庆解放时，整个工商业界十分萧条，陈联诗办国营农场的计划，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

　　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2000元新币。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已也能得到好处。1950年9月，这项计划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

　　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生产部长劝解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再说陈联诗计划中的那个“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原则，也使她心里很不舒服。虽然这个政策是上级提出来的，可那明显是为了发展生产向资产阶级做的暂时让步，你一个老共产党员怎么就当真了呢?

　　这事当然是做不得了。于是陈联诗再也没提起那套痴心的梦想。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白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耍花招。

　　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然后层层向上作了汇报。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说：一个老同志，政策水平这么低，要处分。

　　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可是陈联诗却一直和那些身份复杂的“朋友和熟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他们安排工作!

　　陈联诗用她对革命的理解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样的“检查”肯定过不了关。于是“批评帮助”的调子在她的“顽抗”中飞快升级，他们把“政策水平”问题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陈联诗身世中最薄弱的环节：本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

　　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在整个“帮助”的过程中，妇联主任最为坚决，生产部长最为积极。她们组织了一个小班子，专门整理搜集陈联诗的材料，并劝陈联诗退党。谈下来的结果：陈联诗坚决拒绝。

　　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蔑视，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于是派了一名组织科长来到妇联，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到底!

　　（四）

　　在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陈联诗党籍问题进行表决。

　　一个年轻党员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是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前夕重庆地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

　　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还递到了西南局组织部长的手里，部长生气地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看看你们的干部，分明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这位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否则就会背上嫌疑。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陈联诗被停职反省，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同意退党。并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是1952年6月16日。

　　事后有人感叹：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五）

　　退党后的陈联诗被调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的一个妇女教养院，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憔瘁，她很瘦，经常生病。但她坚持带着那些“社会渣滓”去植树，锤碎石子修公路，还为她们解决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优点是党性和组织性极强，阶级立场鲜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人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吃苦耐劳热情积极……”缺点是“常常陷入事务主义，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没有很好地坚持生活制度，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

　　她刚来不久，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从那时起，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

　　有的人的魅力，会超越他们的政治处境。被妇联“扫地出门”的陈联诗，依然得到很多人的关心。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术家协会，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个专业画家。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其间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为她解决“组织问题”。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被提高，以致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复杂”，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说不清楚”：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土匪”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就连廖玉璧的“烈士”身份也无法确定，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

　　可是人们对她的尊重有增无减：少先队和青年团来请她去做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重庆的《红岩》杂志争相发表她的回忆录片断；文联还组织人力，记录她的口述回忆录……对她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文人，包括大作家沙汀、艾芜、邵子南，直至后来文化部的部长茅盾和副部长夏衍。不过最先将她“抢”到自己小说中的，是地下党中的三个年轻人，其中领头的叫罗广斌。他们多次采访了陈联诗和她周围的人们，先写了一本反映地下斗争的纪实性作品《烈火中永生》，后来又修改成小说《禁锢的世界》，再后来就成了那本在中国掀起了革命英雄主义狂潮的《红岩》。陈联诗在这本书里，变成了一个手持双枪、百发百中的传奇的“双枪老太婆”。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癌细胞在全身扩散，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几乎说不出话来。

　　生产部长轻轻地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

　　她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这只玉镯带走了所有的仇恨，它让两个女人的灵魂在忏悔和宽恕中得到了升华。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

　　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