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传奇故事的书，约有70种之多，但大多是写他的传奇人生与发迹故事，对于他在中医药文化中的重要贡献，虽有所涉，却语焉不详。其实胡雪岩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继承者与弘扬者。他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药局，以图济世救人。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从外行到内行，在发扬“仁”心的同时，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

　　中医药，自古便有“悬壶济世”的优良传统。悬壶，最早见于《后汉书·费长房传》：“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后人便称卖药行医、治病疗疾者为悬壶。自宋以来，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儒者而医，不仅是一条“经世致用”的路径，而且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良策。这一传统，到了晚清，由于社会动荡，外寇入侵，再加时疫丛生，常有“时医”与“庸医”游迹江湖，谋财害命。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与浸染的徽商子弟胡雪岩，便在杭州创办了“胡庆余堂”，并且奉行“医乃仁术”的儒医伦理。他于清同治13年（1874年）创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清光绪2年（1876），又在杭州涌金门购置土地10余亩建成中药厂，成为当时杭州规模不小的一家制药厂。

　　关于胡雪岩创设国药号的初衷，坊间历来有不少传说。我们从胡庆余堂大厅的青砖门楼上，可以看到当年镌刻着的“是乃仁术”这四个大字，便知当年胡雪岩开办这一药号的“悬壶济世”的情怀。

　　他开办药号的初衷，便有“急人所急”的侠义之心。

　　笔者在近四十多年的民间“口碑”采录中，曾记录过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现将它首次披露。传说清朝同治年间，坐落在鼓楼附近的叶种德堂，挂出“真不二价”的招牌，在杭城很有影响。那时凡有身份的人家，到叶种德堂配药，大都不是现金交易，而是采取“金折子”记账的方式。一年中，凡遇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四个节时，才由账房到客户家结算。有一次，叶种德堂老账房到胡宅结账，因为数目很大，胡宅的管家要求“让价”，把尾数抹掉。账房一时感到为难，但最后还是同意抹掉尾数。这事让叶种德堂老板知道了，很生气，以为有违“真不二价”的店规，便把账房给开除了。到第二个节时收账时，胡宅发现老账房已经被老板辞退了，一问情由，知道与上次抹掉尾数有关，管家把此事报告给了胡雪岩，胡便觉得有愧于那个老账房，便筹划要自办药房。三年之内，果然开设了“雪记国药房”，把那个老账房请来料理店务，兼管账房。这件事我们曾听杭州、绍兴两家钱庄老板的后人多次说过，认为与当时的实情较为相符。后来，因为有这件事，所以民间老百姓中间演化为“胡庆余”三字店名来历的故事，因为这个从叶种德堂转过来的老账房姓余，胡雪岩庆幸自己请到一个“治店有方”的账房先生，故名“胡庆余”。传说有它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说明胡雪岩创办药房的初衷，出于自己的正直个性与仁义道德之教。

　　不离“救死扶伤”的本意与好心，爱打抱不平，托情为杨乃武洗雪冤情。

　　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开办药号，决心“广救于人”。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湘军、绿营西征讨伐叛军时，胡雪岩带人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制金疮药送到军中。当时有官员知道后感叹说：“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胡雪岩既以“悬壶济世”的理念办店治药，便自然在经营方略上注重“信誉第一、服务取胜”。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因为胡雪岩认为：生意场上，必须说一算一，一诺千金。我们查阅《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瑰宝》一书，其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中举的秀才，因兴奋过度而得了癫狂症，上门求医，胡雪岩答应他半个月办到特效药龙虎丹，可当时的药物全都用手工搅拌，龙虎丸中有剧毒药品砒霜，由于担心拌不均匀危及人命，所以没有一个药工敢承担这个冒风险的活。10天后，胡雪岩宣称药王桐君老人于昨夜托梦教他制作龙虎丸的秘诀。他叫人把一间工场打扫干净，关闭门窗，只留下几个操作工，并向他们面授机宜。3天以后，龙虎丹果然制成，那位举人服用了没几天就根治了癫狂症。胡雪岩有一次酒后吐真言，原来，他命药工将药粉均匀地摊在竹片上，再用木棒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写“龙”、“凤”二字，共写999遍，这样一来，药粉自然拌透了，哪会不匀？操作时关闭门窗，不准外人偷看，乍看之下神秘兮兮，其实是要求药工专心一致罢了。这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信用问题对医家与药铺来说，是一个关系人命的大问题。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胡雪岩为平反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洗雪冤情而赞助钱财，疏通关节，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的古道热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在北京查阅过清史档案，对杨案为何于光绪三年（1877）突然无罪开释，探到更深一层的内情。原来，此案提交刑部后担任刑部侍郎的是余杭人夏同善，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下决心，想利用这层关系拼死为弟弟伸冤，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但此时杨菊贞已经变卖田产，身无分文，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胡雪岩慷慨解囊，赠送她200两银子，才解了燃眉之急。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此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还专门拜访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刑部侍郎夏同善，向他诉说杨、白一案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夏回京后，知道此案由胡瑞兰复审，而胡系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委派，便深感为难。因为慈禧这个人生性固执，决不肯自认所委非人。夏是个有心机的人，他后来通过恭亲王奕訢面觐慈禧，称颂她四十寿辰大赦天下的恩德。慈禧一向爱好奉承，喜欢延揽声誉，她一听夏的满口颂词，便喜形于色。这时，夏便趁热打铁，和盘托出杨案之冤，说“至今悬而未决，未能邀沐恩典，民间舆论似乎略有不满”云云。这样，慈禧便于光绪元年降渝浙江巡抚，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审讯。

　　刑部尚书是旗人皂保。他的官声很不错，办案能体察入微，对案中任何一个细微的疑点都要经过仔细调查。因他姓皂，皂者，黑也，大家便把他比作黑炭头包龙图。经他审阅全案卷宗，便把主要症结抓住，并且将尸棺解京，在朝阳门外海会寺当众重验，便真相大白，终于把此案平反过来，并奉旨降革承办此案失职的一批官吏。

　　如果没有胡雪岩的托情，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清末，杨乃武一案想要平反是很难的。

　　他所倡导的企业文化，充满慈爱的“人情味”。

　　据笔者实地调查，胡雪岩“悬壶济世”的精神，还体现在胡庆余堂独特的文化中，特别是“戒欺”文化最为深入人心。“戒欺”是胡庆余堂的店训，由胡雪岩亲笔写就。130年来，胡庆余堂始终恪守“戒欺”原则，在我国中医药文化基础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

　　胡庆余堂药号的职工，一般都不愿意离开企业，一直做到去世为止。这与胡雪岩关心重视职工，特别是老年职工生活有关系。胡雪岩在店内还设置了独有的“阳俸”和“阴俸”。阳俸指的是对那些于胡庆余堂有贡献的、因年老体衰或生病无法工作的职工，照样发给原薪，直到去世为止。阴俸是这些职工死后，还可以让其家属按照其工龄长短来领取生活补助费。如有10年工龄，可以发阴俸5年，每年按本人薪俸的50%发给。工龄越长，发放的阴俸就越多。这有点类似于我国现在实施的退休和遗属补助制度。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职工福利制度。由于实行了这种阴俸和阳俸制度，胡庆余堂的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使企业凝聚了大量身怀绝技、熟练掌握中药手工技艺的老药工。正因如此，使胡庆余堂悬壶济世、福泽黎民的使命得以绵延了数百年。

　　胡雪岩在办店成功、富甲一方之后，就做起捐赈施舍的善事。

　　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当时，因为连年的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借重的人物。他经理赈抚局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钱江义渡，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

　　1871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1.5万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两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积水成涝，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1877年，陕西干旱，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2万两、白米1.5万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5万两解陕备赈。此外，胡雪岩还曾捐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山东赈银2万两、白米5000石、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万件；捐山西、河南赈银各1.5万两。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堂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砝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足令今人感佩。由此可见，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种满足感。    

　　（作者吕洪年系浙江大学教授，胡剑平系浙江省文化厅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