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小毕业失学在家。不知是人长得高像大人，还是别的原因，村支书竟上门请我去教“冬学”。在家长的鼓励下，我就壮着胆答应了。其实，那时我连什么是“冬学”还不知道，直到后来才弄明白，“冬学”就是农民扫盲夜校。

　　解放初，农民文化水平低，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高小毕业算是村里的最高学历、秀才了。人民政府为了让农民尽快在文化上彻底翻身，利用“冬闲”开展扫盲活动，号召各村因地制宜办“冬学”。可我们那里情况特殊，因土质薄，种水稻需鸡毛肥。一到冬天，男劳力大都挑起货郎担，串村走户敲糖换鸡毛，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女将。怎么办？娘子军也得上。

　　“冬学冬学，不冻不学”。等“冬学”筹备停当，天气早已天寒地冻了。家家屋檐上都挂着尺把长的冰凌棒。“冬学”的校舍十分简陋，借用村小学一间空置的活动室，放2张八仙桌、4盏煤油灯、配8条四尺凳，墙壁边架一块大黑板就成了我们的教室。这校舍四处透风，虽然村干部已设法编了几条草荐挂着，但“调皮”的风还是无孔不入，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风凉楼”，“冬学”也成了“冻学”。

　　也许是怕冷吧，开学第一天，只稀稀落落来了二三位妇女学员。第二天，我不得不随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宣讲学文化的重要性。可妇女们也有困难与苦衷，家务忙、领小孩，没时间来学习。我们只得采取“优惠政策”，允许拖小孩、携火炉上学。如此一改，人气渐渐旺了起来，从满座到加号。旧社会饱受无文化的苦，如今有了学文化的权利与机会，能不珍惜么！热情之高，出于我的预料。我一笔一画地教，她们一笔一画地学。认字、写字，还教革命歌曲。这些握惯了农具长满老茧的手，平生第一次捏起了笔。虽感到吃力不听使唤，但农民所特有的顽强性格，使她们没有退却，坚持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写。随着教学进度的深入，她们对“冬学”终于有了感情，对我这初出茅庐的小先生也更信赖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期下来，经上级考核，成绩竟列为全乡之首，有的还评上了学习标兵，为“冬学”争了荣誉。

　　后来，我离开“冬学”，走上求学之路，最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才深知教学之艰。那段经历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乡亲们勤耕好学的精神，在我后来的日子一直伴随和鼓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