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节是2月，我们下放知青到农村插队已有4个月，上级要求我们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第一个革命年。

　　我们是集体插队，下放干部和下放知青10多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在的永善村，当时为一个生产队。村里大多房屋沿池塘而建，全村用水都靠这口池塘。年三十，太阳刚西斜，村中的鞭炮声就此起彼落，而知青屋内却寂然无声，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年夜饭。生产队长是位40多岁的中年人，姓袁，既是队长也是族长。袁队长领着我和另一位知青来到池塘边上的一户人家，进入堂屋，一张八仙桌摆在正中央，桌上的菜正冒着热气。我们刚进门，热情的主人就邀请我们坐在饭桌边的长凳上。主人夫妇也40多岁，家中人口不多，连同我们两人，刚好坐满八仙桌子的6个坐位。我们在永善村已劳动、生活4个月，与主人一家同为生产队社员，但不是很熟悉，更没有一起吃过饭，总觉得有些不自然。主人话不多，却不停地往我们碗里夹菜。看着眼前堆满菜肴的饭碗，再看看桌上仅四、五个用泥钵子盛的菜已快见底，主人一家几乎很少吃菜，我们俩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们毕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异乡吃年夜饭。

　　饭后，我们仍回到知青屋。大家都在谈论着各自吃年夜饭的情景，大同小异，菜肴也基本一致。随着夜幕降临，生产队长来了，队里其他干部也来了，更多的是青少年，屋里挤满了人，欢声笑语，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招待乡亲，没有糖果、没有开水，甚至连凳子也没有一条，大家都坐在床沿边，有的就站着。那时，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可娱乐的东西，我们唯有用歌声来回报乡亲。小合唱、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几本歌本，从头到尾，几乎把所有的革命歌曲唱了个遍。我们忘了身在异乡，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思念远方的父母。虽然我已记不清这些憨厚的江西老表的姓和名，但他们陪伴我们过的这个大年夜使人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