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不能到政府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惟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
晚辈不能学八旗子弟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思想,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