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不能到政府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惟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

　　晚辈不能学八旗子弟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思想，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