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老体衰，行动不便，请求被告也就是我儿子每周探视5次，每次探视须陪护4小时以上……”，以往法院审理此类精神赡养的案件时，都以“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慰藉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由，驳回诉讼请求。而2007年12月6日上午，笔者在江苏省海安县城86岁的杨老太家中采访时，老人拿出了海安县法院的判决书说，她的精神赡养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例对精神赡养判决支持的案件。

　　回放

　　杨老太1921年1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退休前是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膝下有一儿一女，“文革”中，她被打成右派，曾在安徽一家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儿子和女儿因此被别人收养。

　　1964年10月，劳动改造完毕的她随夫落户到老家海安县城。由于家中遭遇太多的变故，她为自己没能充分照顾儿子、女儿而感到内疚，于是就把儿子和女儿从上海接到了海安，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在她的悉心安排下，儿子和女儿先后在海安成了家。

　　1978年11月，拨乱反正的春风使她重获新生，戴了整整20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了，57岁的她恢复了之前的一切待遇，从原工作医院光荣退休。

　　1988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杨老太在南京秦淮区夫子庙附近分到了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她和丈夫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正当她和丈夫准备安静生活时，1990年，80岁高龄的丈夫撒手人寰，离她而去。

　　丈夫去世后，杨老太一个人住在南京，倍感寂寞，2000年，思儿心切的她将南京的房子卖了10万元钱，回到海安县城儿子的身边，重新购置了一个大套商品房。她把儿子、儿媳接到新房子里居住，一家人住在一起，好相互有个照应。

　　由于她和儿子、儿媳分隔太久，加之由于多次受到运动打击，命运多舛，老人的脾气比较大，儿子、儿媳一下子很难适应。2004年8月，老人和儿子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儿子一气之下，搬了出去，并发誓再也不想看到母亲。

　　起初，杨老太认为，儿子是在气头上说这些话的，因为母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无论如何也分割不断的。可是，过了很久，儿子、儿媳仍然没有来看望她的迹象。她连忙摸到儿子的住处，请求儿子看在她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份上搬回来居住，可是儿子、儿媳却不为所动。

　　由于上了年纪，老人腿脚很不方便，行走困难，每当深更半夜，老人欲上厕所方便，要摸黑半天才找到卫生间的门。一次她一不小心，一个踉跄倒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无助的老人多么希望儿子、儿媳能帮自己一把啊。于是，她找到了当地派出所、居委会，请他们出面做儿子的工作，让儿子、儿媳搬回来和她一同居住。但儿子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坚决不和母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俗话说“积谷防荒，养儿防老”。杨老太一想到自己坎坎坷坷、辛辛苦苦把儿子抚养成人，“娘说了几句话，你就和娘记仇了？”儿子的铁石心肠彻底激怒了老人，2007年4月1日，她聘请了律师，将60岁的儿子告上了海安县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儿子每月支付母亲900元生活费，每周探视母亲5次、每次须陪护4小时以上。同时，若母亲卧床不起，儿子应亲自陪护，让母亲安享晚年。

　　不久，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庭上，被告儿子辩称，他们夫妇曾与母亲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因脾气习性难以适应方分开生活。母亲每月有退休工资1300余元，基本生活足以保障，而他是企业内退职工，月工资只有340元，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无力支付母亲每月900元生活费。

　　至于母亲要他每周陪护5次、每次4小时，儿子认为，母亲有保姆照应，不需要他陪护，将来一旦卧床不起时，他会尽义务的。

　　2007年6月，法院审理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原告杨老太有退休金，按本地区居民平均生活标准，其日常基本生活足以得到保障，无须他人提供经济帮助，而被告为企业内退职工，原告提出的经济帮助的要求是力所不及的。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费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然而，法院认为，赡养父母不能仅被理解为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精神上的慰藉。本案原告杨老太提出要求被告定期探视符合人伦，亦依法有据，但尊老是被告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不是其生活的全部，因此原告杨老太要求被告每周探视5次、每次陪护4小时以上，而被告的客观情况似乎难以允许，对此，法院视情酌定，判定被告每周不少于两次探望原告杨老太，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1小时。

　　案件宣判后，原、被告均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争议

　　此案的判决，在社会上、法学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

　　支持此判决的人认为，此案判决有根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此可以看出，赡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上供养，二是生活上照料，三是精神上慰藉，四是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其中，后三个方面都应当主要属于精神层面。因此，我国法律虽没有直接使用精神赡养这一说法，但事实上已明确认为赡养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支持此判决的人称赞说，“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维护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则是法律价值的具体体现，海安县法院深刻领会立法精神，拓展、通畅了精神赡养民事审判的救济途径。

　　而反对此判决的人认为，精神赡养只应是道德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责任，精神赡养诉讼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只是一个倡导性条款，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尤其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慰藉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婚姻法》规定的赡养义务并未包括精神赡养，而且精神赡养无法像物质要求那样具体量化，即使裁判后，往往也会因赡养人工作等情况变更而无法执行，相反会削弱司法权威性。

　　也有人对法院把道德问题法律化表示担忧。认为如果一切公序良俗范畴的“孝道”等现实问题都幻想通过法律来解决，那么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为了以法的名义对道德行为的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这种道德问题“泛法律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专制或道德暴力。道德问题法律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道德规范的失望，转而求助于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整合道德秩序。然而，那种“泛法律化”的道德诉求，就等于以法律取代伦理道德，这既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也使国家财力无法支撑伦理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毕竟，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那种动辄把道德问题法律化的观点，无疑是对法治的一个错误的解读。

　　追踪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杨老太赢了官司却输了亲情。法院判决虽部分支持了她的精神赡养诉讼请求，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她告诉笔者说，法院判决后，儿子却一次也没有来看望她，有几次，邻居反映说儿子来了，但在门口转了一会儿就走了。9月25日，农历中秋节，她本想把儿子、儿媳请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吃个饭，但儿子、儿媳却去看望在省城工作的孙子了。杨老太叹了一口气说，让儿子来看望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是法院强制执行，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她现在最想的是进敬老院养老，“敬老院虽然条件不如家里好，但有人照应，可以相互说说话。”她喃喃自语。                     孟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