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一家李姓的人家，上上个世纪把儿子过继给了张家。这个叫张天达的男子生了一个儿子张允贵，是张家的第十代。清道光年间张允贵随着闯关东的人流到了山海关外的奉天省海城(今辽宁海城)。

　　张家的第十三代就出生在海城，叫张作霖。第十四代的第六个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叫张学良。

　　张学良先祖闯关东

　　清道光年间，张学良的高祖张允贵既无恒产又连遭天灾，谋生艰难，不得不加入了闯关东的大潮。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考证，他闯关东的时间大约在1820年至1850年之间。

　　把所有家当挑在担子里的张家在奉天省海城县西小洼村落户，用从河北带来的在当地看来先进的农具，在这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上操起了旧业——种田为生。

　　他们寄身的海城县顺治十年(1653年)建制，是清王朝开国后在东北设立的第一批行政机构之一。张允贵一家依靠劳动过上了安定却不富足的生活。他的儿子张发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有财。从张有财开始，张家人就不再以务农为生了，他开始在“保险队”里当“保险”，而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再像当年闯到关东时从事农耕的祖辈那样朴素，手里有几个小钱以后不仅喜欢吃喝还嗜赌，到了他的儿子张作霖这一代，还是继续做“保险”，只能靠“赌命”生存了。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90多岁时的张学良回忆自己的父亲称：年轻时靠给村子当“保险”为生。张作霖这种保一村平安的工种自然不同于当代商业行为下的保安公司，那是三五个人拉起竿子就能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仗着自己“身怀绝技”或者仅仅是一些花拳绣腿，就敢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收取保险费用，条件是保障这个村子不受外来势力的抢劫。

　　不过张作霖的功夫看来是过硬的，年轻时跟另一个势力下的“保险”枪对枪地决斗过，张作霖眼疾手快但还是受了重伤，不过他一枪打死了来抢地盘的对手，于是对方带来的十来个人七八杆枪就随他姓了张，但是这种势力的扩张伴随着生命危险。张学良在回忆自己祖辈闯到关东以后的生计时，有这样一句话：“我家上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在床上死的，我父亲一提这个就掉眼泪。”

　　人为因素下的移民大潮

　　张学良作为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五代，在20世纪20年代，与他那位已成为“东北王”的老帅父亲张作霖一道，在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在1925年至1929年山东人成批地移民东北时期，“协助”张氏父子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是母子两代人都闯关东的山东掖县人氏张宗昌，他的亲娘早年闯关东时人称“女光棍”，而他本人则是“狗肉将军”。

　　张宗昌粗俗蛮横，这与他的成长有关。他的母亲年轻时曾只身闯关东，她并没有在关东定居，属于跑关东中的“候鸟”，飞遍三关六码头，称得上是个人物。回到山东老家后就变成“黄二仙姑”，下起了大神。这位胆大妄为的女人同样鼓励儿子张宗昌闯关东，张宗昌在19世纪末年闯关东时已不再务农，而是为帝俄修中东铁路。

　　所有对于这位曾闯过关东的张宗昌的记录都远离文化，他最为狂热的爱好是麻将牌，另一样就是嫖了。但是这位粗俗嗜赌的莽汉却喜欢炫耀几句，他留下过描写济南大明湖的诗作，据传是这样的：“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当年的山东人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位赋税嫖赌皆强悍而又附庸风雅的混世魔王的统治之下。

　　因此，较之19世纪天灾造成的闯关东，张作霖、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移民，更多是人为因素形成的。一是张氏父子对于人力的急需，二是张宗昌督鲁时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二者对于移民大潮的形成，正好形成了一拉一推的作用。

　　张氏父子对移民的“优惠政策”

　　交通改善，华北、东北地区铁路接通，沿海地区航运开通，加之张作霖主政下的东北地方政府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的政策，以及之前移居关外的山东移民对家乡人的影响，使得山东人在20世纪20年代把逃荒的目的地定在了东三省。

　　张作霖想往关东移民，以促进他地盘上的经济繁荣，对移民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在一系列成文的优惠政策中，有一条就是贫困农民、妇女、儿童坐火车闯关东可以免票。可见当时张氏对于人力的需求有多么迫切。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力主移民，是出于壮大自身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从1923年到1925年每年100万人口的移民，以及此后一直持续很长时间的这股大潮，已在事实上起到了戍边的作用。

　　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