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3月，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

　　提起公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上海余党所犯下的罪行，早已引起了上海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要求清算他们的罪行，将他们与其主子“四人帮”一同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在这个时候，中共上海市委顺应民心，并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对这伙作恶多端的余党进行公审，以平民愤。1980年12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还没有结束，上海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中的骨干分子当时列出的一共有40多名，而首次决定进行法庭审判的共9名。他们是：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女)；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原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戴立清；原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马振龙；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

　　可是，当年我们审判后的判决书，为什么只有8个人，而独独少了一个位于这伙余党之首、而又罪大恶极的“三结合老干部”马天水呢?马天水在这伙余党中，是一个在上海为“四人帮”当掌柜的角色，不审判他人民群众自然不能答应。但法律是严肃公正的，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不能因为对这伙人的仇恨而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不经过法庭审判而将一些罪名定在他们的头上，那样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马天水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曾听有人说马天水是因为他的老战友在中央某某部门工作，给上海打了招呼才没有受审的。这全是谣传，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即使马天水有这样的“老战友”，别说是对他们一伙人的做法早已愤恨，就是想出来说话，恐怕也没有这个胆子，就是说了，我们法庭也不会听他的!

　　那么，马天水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受到法庭审判呢?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到北京期间，中央派人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达给他。他听到后脸上立刻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双目发呆，站在那里久久不动，然后便发出一声令人不解的怪叫声，可见这件事情已将他的精神世界完全击垮。后来他还向中央提出，要求对“四人帮”宽大处理。在关押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马天水患了反应性精神病，经常会独自一人发呆，有时傻笑，完全丧失了供述、申辩能力。我曾听有的人说，这是马天水见自己末日来临，在监狱里装出来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庭对他的审判。当然，各种说法都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都还有人这样问我，这不奇怪，因为没有对马天水进行审判，人们总觉得这场审判有些不够完美。人民群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事，马天水究竟有没有精神病，这不是谁说了能算数的，也不是他装得出来的，这得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查。

　　为此，我们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对其进行了多次检验，结论是情况属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因精神病而失去了供述和申辩能力的被告人，法庭不应对其进行审判。后来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给市委如实打了报告，市委批准只在《起诉书》中揭露其罪行，暂缓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1982年6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徐景贤、王秀珍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有意思的是这些被告由于各自对法律的认识不同，对于让他们委托律师的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当时却不是这样。由于这些人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他们的思想受“四人帮”的影响十分严重，对于法制的认识更是可怜。他们过去习惯于以权代法，现在要对他们审判，他们认为我们还可能采用他们那一套，因此对请律师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经过法院再三地做工作，向他们讲明现在全国上下正在将他们过去的一套彻底抛弃，实行依法治国。他们虽然犯了罪，但在法庭上同样有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这些人中，只有王秀珍是主动要求要律师的，因为她曾在特别法庭上出庭作证，知道姚文元和陈伯达的律师是如何为他们辩护的。通过我们对于法律的讲解，后来有6名被告委托了律师，戴立清和马振龙没有委托。

　　这样，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派人再找他们谈话。戴立清坐在那里，面无表情，情绪显得很低沉。他听了后抬起头来，看了看法官，有些不相信地问：“在你们的法庭上真能请人辩护呀?”谈话的法官说：“你怎么不相信法律。”戴立清不由重复了一句：“法律……”最后，戴立清同意法院为他请了指定的辩护人。中级法院的法官找到马振龙，他对法官的说法表示不信任，便一口回绝，不愿委托律师。后来法官提出，由中级人民法院为他指定一名律师，他仍是瞪着眼睛，对去问他的人说：“我不要。”

　　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预审，大多数都已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愿意接受国家法律的审判，但仍然有少数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对他们的审判有些“过了头”，在预审时常跟审讯的人员顶牛。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这场审判必须得认真严肃地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反映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在审判之前，从全市的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工人、妇女和民主党派中选出了20名人民陪审员，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的12名审判员一起，共同组成了8个合议庭。

　　1982年7月13日，庄严神圣的审判开始了!

　　法庭对质

　　由于审判是由高院和中院两家同时进行的，因此面比较广，我这里选最主要的几个审判情况讲一下。

　　第一个被审判的是徐景贤。1982年7月13日，徐景贤被带上法庭。49岁的徐景贤留着分头，头发有些零乱，一直搭在眼眉上。他再没有了昔日担任市委书记时的派头，面容显得有些忧郁，头向下低着。由于这次不能对马天水进行审判，因此徐景贤就被推到了这伙余党的首犯位置，看得出来他显得有些紧张。

　　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徐景贤犯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徐景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

　　徐景贤是这些被告中很有心计的一个。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一些次要的罪行都承认得很快，而对于一些主要的罪行却不断地找各种理由来回避。用我们法官的话来说，就是认罪不够稳定。徐景贤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就是策动武装叛乱。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主要的事实都做了交代——不交代也不行，因为别人都已交待了。但从他的讲话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情绪，那就是这样做是被迫的，是在当时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被动的防御措施。同时他还一再强调，武装叛乱未遂。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提问，他还是强调说，他自己“对策动武装叛乱在1976年10月10日到北京时，个人的行动就已经终止了；而且在10月12日书面向中央领导人作了‘自首’报告”。

　　说完之后，徐景贤抬起头，看了看台上的法官。法官对他后面所说的向中央领导人“自首”没有提出疑义，但对于他以此否定策动武装叛乱的说法当场宣读了几名当事人证词，并当庭出示了物证。他一听这些证词都是他们一伙当事人所说，知道没有办法推掉，再看那些投影的物证，也都无法赖掉，便承认“是事实”。

　　可是，当问到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时，他却不愿承认。听到这里，审判长张增祥看看徐景贤，问道：“被告徐景贤，我问你，这件事情与你到底有没有关系?”徐景贤见张增祥追问得紧，仍然将事情推到客观的原因上。徐景贤说，自己曾经对陈、曹二人进行过诬蔑，也是想将他们打倒，但自己对诬陷材料的来源不清楚，这些材料都是由专案组汇报和提供的，自己没有多大责任。张增祥曾经同我一起，在北京秦城监狱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因此对于很多情况都掌握得很准确，对于这些被告的心理活动也掌握得很透彻。他知道到了此时，这些人还是不肯轻易认罪，必须得摆出事实，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张增祥问道：“你当时是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材料怎么能不知道，你必须得说出道理来。”徐景贤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听了法官的话之后，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专案组不是我管的，而是由王少庸、王承龙他们在负责。”这明明是在表面上承认，而事实上又否认掉了。

　　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了法庭面前，徐景贤真的没有管过专案组的事情吗?公诉人向法庭提出让当事人出庭作证。张增祥同意公诉人意见，宣布让当事人出庭作证。随后，一个人在法警的陪同下，走到了法庭前面。徐景贤不由偏过头去看了看，脸上露出有些惊愕的样子。这个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叫盛龙涛，是原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曹荻秋专案组的副组长。徐景贤一看是一个熟人，不知道这个人要说些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盛龙涛说，徐景贤等人在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处心积虑欲置陈丕显、曹荻秋于死地。他们在全市多次组织批斗大会，要陈、曹二人低头认罪，如不认罪，就实行体罚，有时还动手进行毒打，使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曹荻秋最后被迫害而死。

　　法庭为此追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答：“基本上是事实。”这就是徐景贤与其他几名被告不同的地方，加之他的职务，他的案子就比其他几位要复杂一些。在法庭上，他同特别法庭审判的姚文元一样，在文字上比较注意分寸。而王秀珍等几名被告，在法庭上就没有这种现象，认罪态度好的，是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承认，认罪态度不好的，干脆就顶牛，没有或很少用过这样的词句。法律不承认“基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有一点含糊。公诉人这时向证人发问：“曹荻秋为自己的问题，曾向中央写过申诉信，这些申诉信后来都到哪里去了?”证人答：“这些信后来都被扣压了。”公诉人：“那么，你们是如何将曹荻秋定为叛徒的?有没有根据?”证人：“那是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高压下，由我们专案组写出来，然后报给当时的市委和市革委的。”公诉人：“请你讲具体事实。”证人这时看了看站在那里的徐景贤。徐景贤站在那里，头微微地抬着，头发挂在眼睫毛上，看得出他听得还是很认真的。证人接着说：“专案组经过几年调查，认为曹荻秋没有根据定为叛徒。因此在1972年7月17日写了一份‘曹荻秋被捕后，在监狱里编了假口供，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登在一份《情况反映》上。”这时，公诉人要求法庭出示这份《情况反映》。法庭当众出示了这份材料。完后，法警走上前来，将这份《情况反映》拿到徐景贤的面前，让他进行辨认。徐景贤看了看，承认“确有此事”。

　　公诉人要证人继续发言。证人说：“王洪文、徐景贤看到简报后，大为不满。王洪文说：‘按你们的观点，曹荻秋可解放了，可当市委书记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徐景贤说：‘三个(指诬陷曹荻秋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整理者注)没有写得很突出，有问题。应该写成曹荻秋被敌人逮捕后，暴露了身份，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王秀珍说：‘他不是叛徒，还有谁是叛徒。’他们强令专案组按照他们的调子，重新起草报告。”证人说完之后，审判员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景贤见人证物证都在面前摆着，再也无法推脱了，只好承认“是事实”。

　　徐景贤接着说：“法庭上所指控的我的犯罪事实都是客观存在，是符合事实的，在事实面前我认罪服法。那份诬陷曹荻秋的所谓审查报告，完全是在我们威逼下写出来的。”

　　在庄严的法庭上，徐景贤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相信整个旁听席上的人都听到了。（待续）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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