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青“垂青”之前，小靳庄

　　的情况怎样?小靳庄是被吹红

　　捧红的吗?

　　资料显示，解放前的小靳庄，水灾频发，民不聊生。建国初，有101户582人的小靳庄大队，粮食亩产只有50公斤左右。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1958年“大跃进”，虚夸成风，使得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一二两粮食，百姓饿得摇摇晃晃，甚至还有老人被饿死。“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救了这一方人，”小靳庄当年的支部书记王作山说：“吃返销粮，是‘大跃进’造的孽，而不是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是因为‘文革’。”

　　惨痛的教训，让小靳庄人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粮食只能用汗水来换。

　　从1959年开始，担任了10年生产队长和8年书记的王作山，带着小靳庄人喊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口号，把箭杆河河床挖深了1米多，而村里的土地，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河泥。同时，他们还养猪积肥、科学种田，盐碱地变成了米粮仓。

　　小靳庄的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人均口粮也上升到200多公斤。当时在天津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小靳庄的大名赫然醒目。

　　“到了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全村1300亩地一年就向国家交20万斤公粮，人均还分得口粮450斤，我们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农业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王作山说：“那时，国家多么缺粮食啊，我们仅仅留够吃的，其它的全给了国家，一斤苞米才七八分钱啊，我们就交了那么多公粮，我们小靳庄的农民有多么爱国呀!”

　　尽管小靳庄已声名鹊起，但

　　这个村庄即使在宝坻，也不是最

　　突出的，其命运的转变，始于江青

　　的到来，而这种改变，有着让人唏

　　嘘的偶然。

　　1974年6月17日晚10时，江青乘专列到天津。

　　一天，当她听市委副书记吴岱汇报说小靳庄不仅办政治夜校，学唱革命样板戏，还比赛诗歌时，就睁大了眼睛，决定亲赴小靳庄看个究竟。

　　王作山边吸烟，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6月22日9时许，在天津市委书记谢学恭等人的陪同下，江青一行一二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向小靳庄。

　　事前村里人接到通知，不论大人孩子，要着装整洁，欢迎时要有秩序，还要热烈。如到其它地方一样，江青照例说着“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和“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这两句话，于是大伙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时没有接待室，便在一个小学校里临时搭了个台子。原定由王作山主持，谁知江青往中间一坐，拽过话筒就说：“我来主持会议”，接着就讲起了儒法斗争史。

　　往下她突然地给大家改名。

　　江青问妇女队长于瑞芳：“你叫什么名字?”于瑞芳立即作了回答。“这个名字不好听，要精兵简政，就改为于芳吧”。

　　在得知周福兰姓名之后，江青要周福兰马上改名叫周克周；接着，江青还把女社员王淑贤的名字改成了王先，把男青年王孝岐改成了王灭孔。

　　改过名后，江青问于瑞芳：“你会唱样板戏吗?”于连忙点头说会。

　　就在于要唱《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被江青叫了停。“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

　　江青转脸又喊随行的那位闻名全国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子“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于瑞芳还作了题为《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的发言，并为江青朗诵了诗歌。中午江青让她一起吃了饭。从此，江青就记住了于瑞芳，每次来小靳庄，她都问“于芳”在不在。

　　临行前，江青告诉天津市委领导，要尽快搞个小靳庄经验的总结材料，送到她那里去。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小靳庄的“办政治夜校”、“农民写诗”、“农民唱样板戏”等“十件新事”，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从此，小靳庄经验风靡全国。

　　1974年9月24日，江青二到小靳庄，她带来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1975年底，“四人帮”搞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要求中央派记者去小靳庄采访，而且要出稿。1976年2月26日，大标题为“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副标题为“小靳庄大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前进”的稿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上刊出。

　　1976年8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村民们站成两排，夹道欢迎。江青开始对小靳庄人讲话。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

　　“四人帮”，江青锒铛入狱，小靳庄

　　人陷入了惶恐与迷茫之中。

　　在小靳庄“名”扬天下之时，王作山风光无限。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还曾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宝坻县委书记。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时，王作山被隔离审查，宝坻县委书记和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一齐被撤。

　　就在要开除王作山党籍时，他忍不住了：“小靳庄的老百姓，最朴实最能干，是江青毁了小靳庄，咱农村基层干部，对上边也不了解，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谁敢待怠呀?还有各级领导陪着，我是个村支书，能怀疑县委还是能怀疑市委?不是你们把江青领来，小靳庄能被毁了吗?”

　　后来，王作山直接给万里和帅孟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在他们的过问下，本着“对党有利，对个人有利”的原则，解除了对王作山的审查。

　　回到小靳庄后，王作山重新得到了小靳庄人的信任，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

　　如今，凡是与江青相关的痕迹都没了。于瑞芳那些人，出嫁的出嫁，走的走，死的死。

　　笔者寻到了已在外乡的16岁参加劳动、17岁当妇女队长、年已53岁的于瑞芳。

　　她说，1978年前后，她离开了小靳庄，经常有人来了解过去的情况。说罢，她搬出了镶有当年老照片的镜框。

　　其中有她与王淑贤、周福兰以及日本客人的合影，还有她与陈永贵之子以及李玉和扮演者的合影。照片中的她，颇具豪迈之气，而现实的她，已经两鬓染白。

　　“抚今追昔，有何感慨?”面对笔者的提问，于瑞芳说，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只知道干活，吃饭。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

　　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

　　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

　　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

　　“您怎样看待当年的那段历史?”笔者问当年的村支书。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王作山还说，村里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知道那段历史。

　　在小靳庄的大街上，笔者随机采访了5位20多岁的年轻人。提起过去，他们均摇头说不清楚。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偏偏就让江青看上了，没有她掺和，村里早就搞起来了。”虽说不愿提及，王作山还是倾诉着他的感伤，“粉碎四人帮之初，外出的小靳庄人都不敢自报家门，抬不起头啊!”

　　老人还解释说，早在1971年小靳庄就办农业科技夜校，“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政治挂帅，就只能讲政治课了，后来干脆就叫政治夜校了。小靳庄一共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

　　对于农民写诗，老人告诉笔者，历史上的小靳庄，就有编顺口溜的风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顺口溜和政治结合了，后来就变成了大批判的政治工具了。小靳庄也成了诗乡，全村100多人参加了写作。贫下中农于哲怀一家7口，人人能写诗，不到一年的工夫，小靳庄就写出诗歌1000多首。

　　说到农民唱样板戏，王作山叹着气说，小靳庄人本来天性开朗，爱唱旧京戏。加之“文革”中普及样板戏，会唱样板戏的人就多了，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江青还派北京戏校的人来排练样板戏。后来，村里把唱得好的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演出，这本来没有什么，江青却说这是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其实，百姓很反感，外地来人参观，五六十壮劳力，不种地，不是唱就是跳！

　　30年前的“辉煌”，已成压在

　　箱底的《天方夜谭》，那么，在环渤

　　海的区域经济振兴与发展中，小

　　靳庄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如今的小靳庄是天津宝坻区林亭口镇的一个村庄。如果把宝坻区融入国际国内宏观发展的大背景中考量，置于京津乃至环渤海经济区域中定位，宝坻人的规划是：到2011年生产总值比2006年翻一番以上，农民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达到1．2万元。

　　问到小靳庄，宣传部的一位领导说，小靳庄的振兴与发展，在林亭口镇的规划之内。

　　林亭口镇是天津市的优质粮基地，经济作物以“三辣”(五叶齐大葱、红皮蒜、天鹰椒)最为著名，如今种植面积达5万亩，产品漂洋过海，远销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三辣”经济，林亭口镇政府投资500万元，建成了占地8万平方米的“三辣”市场。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林亭口，包括小靳庄的明天，是灿烂的。

　　站在小靳庄庄口的桥头回望小靳庄，小靳庄已没入沉沉的暮霭之中，身边不时有汽车和摩托车飞驰而过，笔者感慨：政治所催生的浮华与虚妄，必然转瞬即逝，当尘埃落定，我们的双脚回到大地之上，才最为踏实而坚定。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