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童年是“金色”的，我的童年却还有几分“红色”。家乡义乌解放那年，我刚好11岁，稍一懂事，就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那时，最使我难忘的是“儿童团”的几件事。

　　那时，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姓杨，我们都叫他“老杨同志”。老杨年纪约40岁上下，操着山东口音，性格十分开朗。他把我们全村20多个儿童组成“儿童团”。他爱唱歌，会唱很多歌，我们都喜欢他。每天晚上，他除了给大人开会，还教我们小孩唱歌，地点在村南的空地上。记得他教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接着《您是舵手》、《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他一首首地教，我们一首首地学。我们这些野孩子，过去从来没听过正式的歌。这些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歌，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了，我们越唱越入迷，越唱越来劲。夜里唱，白天上学、走路、放牛都唱。

　　老杨有个惯例，教唱歌前总是先整队、报数，然后亲切地讲话，讲革命道理。据说他是从解放区过来的，歌也是从那边带来的。有一次，我生疟疾躺在床上，盖两床棉被还发抖。老杨点名时发现缺了我，就带着几个孩子来看我，他给我测了体温。当他发现我家穷，治不起病时，第二天就把一包药送过来。妈妈想掏鸡蛋谢他，他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嘛！”一挥手就走了。

　　老杨除了给我们唱歌，还教我们扭秧歌、打莲花。打莲花需一种道具，叫“莲花棒”。这是一根齐胸高的竹竿，两头各挖一段空口，中间穿根粗铅丝，上面串几个铜钱。表演时手握“棒”中间，随着音乐的节拍，“棒”的两头依次点击肩臂和膝腿，发出“铃刷、铃刷”的音响，非常悦耳动听。老杨有根示范的“莲花棒”，可我们还没有。他要我们自己动手制作。我在家里找来找去，总没有合适的材料，不是太粗就是太细。刚巧，那天我妈洗蚊帐，把两根架蚊帐的竹竿放在门口。我一见如获至宝，比划一阵后，就用柴刀劈成两截，自己制作了一个“莲花棒”。

　　有一天晚上，老杨召集儿童团开会，表情严肃地说：“最近，社会上残余的不法分子活动十分猖獗，大都以‘走亲戚’作掩护……”那以后，儿童团就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我村一面靠山，两面环溪，溪上的石桥是交通要塞，岗哨就设在那里。星期天，刚好轮到我和堂哥值日，一吃了早饭，我俩就一左一右地守在桥头。眼睛直溜溜往大路上看，有推独轮车的，挑担的，抱小孩的……我们都不放过，一一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中午时分，人越来越稀少，只见远方有个人影正在移动。临近一看，是个中年妇女，身穿一套藏青新布衫，手拎只红竹篮。我们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查问：“干什么的？”“走亲。”“通行证呢？”她神色有些紧张，手在口袋里乱掏一通，嗫嘘着“……没有……”“什么？”我俩使了下眼色，不约而同地说：“走。”两根梭镖就一前一后地架了起来，一路将她押到农会。

　　我交了差，就站在门口等候消息。一会儿，老杨却招呼把“村小”老师叫来。谁知老师一到就亲热地叫了声“妈”，弄得我们莫名其妙，抓的“坏人”，会是老师的妈妈吗？果真如此，原来这星期天，老师没空回家。明天又是端午节，他妈就拎了馄饨来看他了。听了这些，我们感到很难为情，老杨却夸我们，“觉悟高，责任心强。”

　　这些事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回想起来，那天真无邪的笑脸，那率真的童趣，似乎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