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宝石山下一个大院里，生活着一对身份特殊的耄耋伴侣：一位是曾担任过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括苍支队政委，解放后历任浙江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邱清华；一位是曾担任过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政治指导员，解放后历任《浙南大众报》总编辑、《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张雪梅。

　　然而，这对革命伉俪却出身于敌对营垒里的显赫之家。邱清华生于名门望族，堂兄邱清泉是国民党王牌军二兵团司令；张雪梅的父亲张冲32岁就当上了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由于夫妻俩身份特殊，尽管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反叛家庭投身革命，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但“文革”中他俩依然被假想为“打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夫妻”，分别被关了三年半和四年的“牛棚”。而当人们客观审视历史之后，竟然发现他们的父辈张冲是位对国家民族有大功的历史人物。

　　今秋丹桂初香的一个夜晚，张雪梅热情地向记者回忆了她所知道的父亲张冲。

　　关心女儿的品行和婚姻

　　张冲字淮南，1904年生于浙江乐清琯头村。他少年机敏，5岁能诵《诗经》的一些篇章，念小学时即能旁征博引作长文。10岁那年慈母金老夫人为他定下“娃娃亲”，女方之父高性朴，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识渊博，见未来女婿“风采异人”，非常喜爱，亲自悉心授业。张冲17岁与同龄的高志骧完婚，次年生子张炎，一年后又生女张雪梅。20岁张冲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交通大学，后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后官运亨通。

　　张雪梅说：父亲与母亲20岁就分居了。在我8岁那年，父亲带了个俄国夫人娜丹回来。他们在哈尔滨俄语圈子里结识，父亲因参与国民革命而被张作霖逮捕，娜丹为营救父亲奔走呼号，两人感情日深而结合。后来，娜丹无意中得知我母亲的存在，执意要来老家向母亲当面道歉。娜丹人很好，有良心，我们全家真诚接纳了她。可是蒋介石不放心这个苏联女子，他对父亲说：“你在我身边工作，难保不泄漏机密。”蒋介石给了娜丹很多钱，叫她同父亲离婚回苏联去了。

　　张雪梅说，父亲对我的品行和婚姻很关心。我念初中二年级时数学成绩不好，有次到女同学黄桂香家请教作业，留宿黄家，被夜间查铺的老师发现人去床空，受记过处分。哥哥写信把这事报告了父亲，父亲很快来信教诫：“记过事小，失节事大，以后千万注意。”后来又写信给我：“婚姻问题，你自己做主，经父同意即可。”在给我外公高性朴的信中也说：“雪梅婚事，似应注意。同乡中有体质强健、聪明、能刻苦读书者，不问家境，即贫苦者亦可以说合。如雪儿自己心中有羡慕之青年，也可提与冲商。”

　　张雪梅说，父亲不时有钱寄回来，但不多，不足以修缮祖居。有一年蒋介石了解我家房屋年久失修，特拨一笔钱叫父亲转给祖母。祖母品德很高，把这笔钱都分给了穷苦人家。蒋介石知道后批评父亲：“你怎么也赤化了!”

　　从反共骨干到联共联苏

　　张雪梅对父亲的真正了解，是在揭去岁月尘封的史料中获得的。采访时，她把历年来收集的资料悉数交给记者。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冲被张学良释放，1929年回到南京。因才华出众，他很快升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当年所谓“伍豪(周恩来化名)等脱离共党启事”和利用叛徒顾顺章追捕共产党要员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的阴谋行动，都是他策划与指挥实施的。

　　然而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冲的思想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他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冲成为蒋介石同延安、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并与顾祝同、贺衷寒一起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于1937年2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首次国共合作正式会谈。此后，张冲不但参与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上海、杭州烟霞洞、德清莫干山的直接谈判，还与周恩来进行过几十次的会晤和正式会谈。

　　1937年5月下旬，张冲促成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让国民党大员深受教育，并在与毛泽东、周恩来四次长谈中营造出融洽友好的氛围。

　　1937年6月4日，张冲陪同周恩来上庐山续谈国共合作，不断来回转达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意见，并为保证周恩来的绝对人身安全作出了精心安排。

　　同年11月，通晓俄语的张冲率团访苏，单独与斯大林密谈了5个多小时，议定了苏联援华办法。事成归来，张冲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门负责联共、联苏事务。

　　这位由国民党反共骨干转变为真诚联共、联苏主要成员的“无双国士”，为扫除重重障碍，最终实现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月，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中央日报》歪曲事实，张冲义愤填膺，当众将造谣报纸摔在地上，气愤得饭都不吃。他痛心疾首地说：“民族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而当刊有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被当局扣压之后，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到现场，交涉两个多小时，终于迫使当局退还了被扣压的报纸。当周恩来在重庆机场遭检查人员刁难时，张冲立即驱车蒋介石处取来手令，亲自将周恩来送上飞机，协助周恩来飞返延安。

　　张冲的举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有的甚至扬言要暗杀他。张冲立下遗嘱，准备为国家民族捐躯。

　　然而天妒英才，张冲未曾遭遇毒手，却没能躲过疾病的魔掌。1941年6月他染上恶性疟疾，一病不起，留下遗言：“有负国家，有负老母。”8月11日，张冲病逝于重庆郊外云龙旅馆山洞内，年仅38岁。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哀挽：“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挽：“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周恩来在追悼会上十分哀痛，不但亲书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还发表了20分钟的悼念演讲，泪水盈眶，数次语不成声。第二天，《新华日报》把周恩来的讲话作为代社论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周恩来亲书标题《悼张淮南先生》。

　　张冲成了国共两党共同沉痛悼念的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

　　数十年辛酸已释然

　　噩耗传来，正在读高中的张雪梅与胞兄张炎急往重庆奔丧，可是张雪梅途中染病，不得不半路返回。

　　对于父亲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张雪梅并不了解，她真切感受到的是父亲给母亲造成的辛酸和痛苦。接触到进步书籍和先进思想的张雪梅，在1944年高中毕业、温州沦陷之后开始寻找共产党组织。一天她向小学时代的老师金强袒露心迹：“我想找共产党。”金强深信自己的学生，坦然相告：“我就是共产党员，我可以介绍你参加革命。”在老师家里，她第一次认识了中共乐清县委委员周丕振，第二次认识了县委书记邱清华，并很快被革命队伍接纳，后成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的一名女游击队员。张雪梅身材苗条，脸庞秀丽，腰间佩一支手枪，显得英姿飒爽。

　　两年后张雪梅到乐清中心县委当秘书，与时任县委书记的邱清华得以朝夕相处，相知相恋。1947年初，两人在一个小山村举行俭朴婚礼，从此两位从敌对营垒反叛出来的革命者相濡以沫，一同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

　　1949年5月温州和平解放，邱清华担任温州地委常委、副专员、专员，后任浙江省农业机械厅厅长、省重工业厅副厅长、浙江大学副校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现在过着离休生活的邱清华，虽然患有冠心病，得过脑溢血，装了心脏起搏器，但87岁的邱老依然可以倚杖而行。

　　而年轻时身体强壮的张雪梅，由于长期在报社上夜班，昼夜颠倒，身体日渐衰弱。她记着父亲的教诲，“不读荒诞之小说，不作无谓之文章”，为办好报纸呕心沥血。1969年桐庐分水洪灾，她一次捐出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年的工资给灾区。上世纪60年代初，行政14级的张雪梅本可提升进入“高干行列”，但她执意谦让给了别人。“文革”后她作为《浙江日报》分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又一次把增加工资的机会让出，一时传为佳话。她手提小饭盒自带午饭、多年步行上班的身影，深深烙在人们心间。

　　张雪梅的哥哥张炎在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后留在重庆工作，解放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随王震部队入疆，逝于新疆。

　　暂厝重庆郊区的张冲灵柩，原本打算抗战胜利后迁回原籍安葬，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魂归故里，被安葬在乐清琯头村狮子山上。一墓三穴，中为张冲，两侧为结发妻高志骧和第三位夫人余文之穴。高志骧83岁去世，身在台湾的余文得知中央统战部同意为张冲建墓立碑的消息，特寄款4万元，希望死后与至爱葬在一起，张家如其所愿。坟茔那高大墓碑上镌刻周恩来的墨迹“张淮南先生”和书法家冯增荣续补的“之墓”两字。1995年5月12日，张冲先生骨灰移葬仪式隆重举行，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及张家亲属友人500多人参加了仪式。

　　张雪梅和邱清华百感交集，双双在墓前鞠躬留影。这真是：同忆尊亲，千百声哭泣难诉尽；解密历史，数十载辛酸已释然。

　　（作者系浙江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