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竣工那天起，人民大会堂这座庄严雄伟的建筑就在中国人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我们往往更关注那些发生在其间的不平凡的故事，而忽略了大会堂这座建筑本身。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要讲大会堂，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天安门以前是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处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设计出多种方案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

　　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三天之内，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确定：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

　　500米×800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五个巴黎协和广场、四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四十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做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根本无章可循。

　　建筑师们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规划局把这七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方案：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委秘书长的贾星五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接到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使广场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西边是大会堂，东边是合二为一的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外交部礼宾司的意见使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从初稿到定稿，设计方案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

　　专家们“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周总理选定规划局的方案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刘仁亲自找到他，提出了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解决了此前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

　　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总理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当晚10时，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中选。　

　　距离十周年大庆11个月，万人大会堂破土动工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鎛，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鎛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张鎛长大后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鎛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总理审定的方案其实只是个“轮廓”，此时，17万平方米大会堂的内部结构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为赶在十周年大庆前完工，大会堂是“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张鎛落在图纸上的每一笔都将立即被付诸实践，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

　　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鎛，对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张鎛打开总理审定的那张设计图，马上发现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按每个座位最少占0.9平方米计算，大礼堂的第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

　　张鎛立刻拿起图纸找到赵冬日，想商量着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赵冬日的回答却给了张鎛当头一棒——“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

　　不过后来知道了所谓“圆形大礼堂”的指示，是误传。重新商议的大礼堂观众席设计，挑台控制在两层，不够的座位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了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设计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

　　“落霞孤鹜”，大和小的和谐统一

　　大礼堂能把整个天安门城楼装进去，这样大的空间怎么消除人进入里面的压抑感？周恩来说：“‘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大礼堂的设计有所启发。”

　　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经过近五十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与寄托，正如冰心所言:“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