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4年，中国大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当年那个一夜之间从“巅峰”到“深渊”的大邱庄，今天会有一番怎样的景象?

　　绕不开的禹作敏

　　无论是在工厂集中的百亿路，还是商店林立的黄山路，无不汽车如梭，人来人往；在津美、津海、万全、尧舜度假村等小区，别墅与高楼，到处都是，随处可见老人在林荫下健身，孩童在广场嬉戏……大邱庄又活了。

　　“但是，大邱庄的今天，和禹作敏是分不开的，他在很多大邱庄人的心中，有沉重的份量，他和当时那批老一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基础，还有大量的人才。”歧丰集团的一位李姓的管理人员说。

　　采访中发现，持这样说法的大邱庄人很多。回顾大邱庄经济由盛到衰、由衰到新生的历程，亲历者感慨良多。

　　全长五六里的百亿路上，九龙壁、十八凤阁都是禹作敏主倡修建的，百亿园是禹作敏在14年前带人规划出来的，那时修建的百亿路，现在依然是大邱庄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提到百亿路，大邱庄镇党委常委、镇办公室主任杨明隽说，百亿路，并非某知名媒体所说的是因为“要投入100个亿”而得名的，而是要投入10亿元，获得100亿元的产值。时值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办企业的热情非常高，禹作敏带领大家建了百亿路，在路的两侧建了百亿工业园区，共投入三四十个亿。当时还有西南工业区，后来又建设了南区。在大邱庄的发展中，禹作敏起了带头人的作用。

　　早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还在茫然四顾的1976年，盐碱地里长大的大邱庄大队书记禹作敏，就已经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走上了带领农民办澳凯工厂脱贫的道路。那时的大邱庄，有600多户2000多人，人均收入仅167元，食不果腹，“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仅有私塾三年文化，当过马车夫、大队会计、大队长的禹作敏，倔强地认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带着大家，执着地埋头苦干着。而随后，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就以原子裂变的速度暴涨。

　　到了1992年，当初的一个企业已经裂变成了拥有50家企业的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l亿元。

　　“大邱庄集体经济达到了黄金期，禹作敏也走到了人生之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邱庄镇政府官员说：“物极必反啊。”

　　那年，大邱庄的人均收入翻了10番，禹作敏要把大邱庄变成“中国第一村”的口号实现了，禹作敏作为改革典型上了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分会场设在了大邱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也有了这位农民的身影；甚至，禹作敏和大邱庄也有了国际影响，《纽约时报》就有如此报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那时的禹作敏，已经被光环环绕；大邱庄，则成为禹作敏说一不二的庄园。”九龙壁附近的一位店主说，“禹作敏当时管理庄子的办法极左，雇佣了很多保安，只要犯错误，就要受到惩治。”他接着手指一位正往九龙壁背后倾到污水的妇女说：“这要在当时，她肯定要倒霉!”接着他又说：“可像她这样，不管怎么行?”

　　媒体曾有这样的报道，一位香港记者问禹作敏“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不等他问完，禹作敏就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是媒体妖魔化了禹作敏。”大邱庄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其实他很简朴，不喝酒，只喝面汤，他乘坐的奔驰500，以及他居住的别墅，都是集体财产，他采用了很左的办法，如责令全村农民穿西服扎领带，一口气买16辆奔驰等，都是在向世界证明中国农民行，那时，禹作敏已经扛起了中国农民代表的大旗，他的一切努力，都在证明中国农民行。但是，他毕竟是农民，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

　　“有人说他刚烈不媚上，有人说他土包子，他敢放言招100名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的小伙子结婚，敢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还敢跟中南海比办公条件……”一位当地老教师说，“禹作敏命运急转直下的导火索是当年的那起命案。”

　　1992年的冬天，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业务员危福合存在贪污嫌疑，于是危被非法拘禁，后被殴打致死。在禹作敏得到报告后，他包庇了犯罪嫌疑人。

　　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到大邱庄取证时，遭非法拘留长达13小时；而当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武警封锁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时，村民和工人手持棍棒和钢管，与武警全面对峙。

　　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入狱。经过38次传讯，卷宗多达86册，高过一人。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五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他的儿子禹绍政同时被判10年，禹作敏时代彻底终结。

　　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时，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

　　因为禹作敏处于服刑期间，上边有要求他的尸体不能运回家，亲友可以在医院吊唁，最后放宽到可以到火葬场吊唁，当时参加吊唁的人员很多。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运抵大邱庄，按当地习俗，在家存了一天。大邱庄的民众，默默为他送行。

　　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

　　禹作敏出事之后，所有的外来投资人都撤资了，企业的管理也散了架，四大集团，有3家经理处于半退休状态，效益在不断下降，集体资产不断流失，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大邱庄陷入了困顿。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中国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的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了绝境。作为资金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随着金融秩序的整顿，资金链断了，自1998年起，大邱庄经济急剧下滑，大多数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2001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仅3700多万，是建镇之初的水平，大邱庄的经济跌入了低谷。

　　到了2002年下半年，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7200万，2004年1.5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的高度，今年有望达到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大邱庄的经济如今已融入国内大市场，并进入了国际大循环，有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响当当的。

　　大邱庄复苏的原因，一个是改制，吸纳了个人和社会的很多资金，盘活了企业；另外是中国的整个钢铁市场看好。

　　禹作敏时期，企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巨额的贷款，还有企业办社会，集体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企业债务的窟窿越来越大。禹作敏出事后，企业散了，只能改，加上赶上了国家改革的大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改制前，大邱庄的企业，百分之百是集体企业。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项目单一，高度依赖钢铁工业；资金来源单一，主要靠银行贷款；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等等。改制，开始了变公有为民营的过程。“能人”出资融资“入主”原集体企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大邱庄形成了只有两三家集体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

　　笔者在镇政府前大街南侧和93社区里对15名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这些采访的对象，均怀念改制前的高福利时代。

　　当年，禹作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村民以“从襁褓到坟墓”，包括房、车以至医疗的14项福利待遇。而在禹作敏时代结束的第三年，这些待遇逐步被取消了。

　　1996年3月前后，镇政府改制的第一刀砍向了房子。短短的3个月内，大邱庄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了村民。接着，禹作敏式的其它13项医疗、交通等福利，统统被取消。后来，村里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凯迪拉克、林肯、奔驰，也统统被拍卖。再后来，企业改制，集体财产转变成了个人所有，而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则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打工者，地位与角色转变了，原有的福利丧失了，这让民众无法习惯。

　　“我们怀念禹作敏时代，那时是共同富裕，我们的住房水电什么都不要钱，我们有保障。”年过古稀的禹老汉说，“现在只有满60岁才有每月200元的福利。”外地嫁来的一个妇女说：“禹作敏那个时候连家里人吵架都要管，他希望家人和睦。”年近耄耋的禹姓老者说：“现在社会治安也不好，电动车锁在家门口也被偷，而那时候全民是保安，小孩都管事儿。”

　　关于现今的福利，大邱庄镇一位领导解释说，不是没有，是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改革掉那些不该由企业承担的，同时增加了粮食补贴，每人每年补500多元，免费上了医疗保险，还上了财产保险，60岁的退休老人每月给200元。对于村民增收，他说，一个是入股，通过分红增加收入；还可以到厂子任职，通过劳动拿效益工资或劳务工资。

　　几位企业人士说：“过去福利很好，却根本没有自由创业的可能，而现在，完全看你的本事了，有本事就赚大钱。”

　　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贫富不均，这让大邱庄的普通村民怀念过去。

　　大邱庄面临新机遇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大邱庄则成为天津市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

　　笔者获悉，大邱庄镇规划：在未来5至10年内，把大邱庄建设成一个功能完善、环境良好、设施齐全、辐射面广、带动性强、具有高度产业聚集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到“十一五”末，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5％，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4％。

　　大邱庄镇的一位负责人说，县委确立了要实施“工业强县、生态立县、文化兴县”三大战略，而大邱庄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做好“发展、生态、和谐”三项工作。

　　“做大做响大邱庄品牌是工作重点之一，为此要做好三件工作：加快发展，增强实力；治理污染，优化环境；实施三大战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这位领导说，“生态立县是我县三大战略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大邱庄品牌的重要条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大邱庄属于我县环境治理的重点地区，我们要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建设天蓝水清、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大邱庄。”

　　结束采访，即将离开大邱庄，笔者有这样的感慨：回望14年，是否可以这样说，禹作敏的悲剧和大邱庄的坎坷，正预示着有五千年农业传统的中国农民探索工业化之路的艰辛?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