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与江青结怨

　　许建国和江青的第四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喧了几句之后，江青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拒绝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唉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江青又笑着说：“我是毛主席的夫人，而你是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你来证明我的历史，谁还会那么大胆来调查真假?”许建国当即正色道：“正因为你是毛主席的夫人，而我身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才更应该实事求是，对毛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晋察冀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做假，何以要求别的党员干部认真负责呢？”江青气哼哼地走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就像没有看到一样。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其间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这时，多年没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主席单独地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许大胡子（因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故毛主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从这以后许建国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他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江青知道这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许建国正在办公之时，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联系的专线电话。许建国立刻接过电话，只听得罗瑞卿以十分严肃的口吻说：“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接到这个电话，许建国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以前罗部长打电话来，要么就在电话中直接布置任务，要么就是通知他说，有中央首长要来上海，要加强保卫工作。像这样先在电话中通知绝密任务却不说是什么、由罗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当面交代任务，这还是头一次。凭着多年的公安工作的经验，他预感到任务必定是极端重要的机密。

　　下午，罗瑞卿部长到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急匆匆地拉着许建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厅里，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江青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一直隐瞒。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特务!看到这里，许建国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

　　30年代在晋察冀时，许建国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曾经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作过调查，但那时上海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很多问题都难以详细地搞清。现在虽有揭露江青历史的匿名信，毛主席又同意调查，但是谁都知道非常棘手：如果这封信揭发的问题不是事实，那还好说；如果查出的确是事实，那么是据实上报呢，还是隐瞒不报呢?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接这个任务，才能明哲保身。许建国明知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的第六个怨，也是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遭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外交部造反派就闹腾着夺权。此时罗瑞卿已被定为反党分子，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级干部，外交部长陈毅也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1967年春，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30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一向鄙夷张春桥的为人，所以立刻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气得张口结舌。

　　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许建国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以江青的个性，绝不会善罢甘休。

　　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也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五次地来抄家。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

　　七年牢狱之灾

　　许建国被关到了秦城监狱。由于许建国身份特殊、罪行特殊，属于重刑严管对象，因此他被单独关押在只有6平方米的牢房里，任何人都不能见。每天的任务就是写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的生活长达7年之久。

　　由于长期的迫害，许建国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造反派规定睡觉时只能够面向房门睡觉，许建国将近一米八的身体就只能蜷缩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终被压麻木了。又因为长久不与人接触，不能正常地讲话，险些失声。

　　尽管环境恶劣，但是许建国却始终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他坚信，自己的冤案迟早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许建国是被秘密关到秦城监狱的，他的夫人方林及几个孩子一直不知道。他们到处打听许建国的消息，始终毫无音讯。到了1968年底，方林也被迫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几个孩子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村插队。从1967年到1971年，许的家人都没有见过他。1971年9月，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政治空气有所松动。这时方林才知道，原来丈夫被关在秦城监狱。

　　1972年1月6日，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愤然离开了人世。1月10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之后，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看到已被打倒的外交部长又被毛泽东重新肯定，那么作为外交大使的许建国也应该有希望平反吧，方林的心中升起了希望。于是，她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其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得到批准，时隔4年多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1年12月，在中央“三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方林和孩子们来到闻名已久的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左腿还一瘸一瘸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放声大哭。反而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和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到了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同志的案头，这封信是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看完信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邓小平和许建国早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邓小平和卓琳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批准的，许建国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的家人和许建国及家人经常地走动，感情十分深厚。

　　当邓小平看到方林的这封信之后，明知许建国是顶着“整江青的黑材料”的罪名，还是毅然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7年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的复兴医院。

　　为这事，江青找到邓小平大吵了一架，但是邓小平没有理睬她。不仅如此，在1975年夏，经过邓小平努力，毛主席同意对那些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的老同志实行安置外地养起来的方法。这样，许建国又和其他的70多位老同志一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北京复兴医院，被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

　　含冤离开人世

　　长期的监禁生活，让许建国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感到气憋胸闷。由于医疗条件差，当时没能诊断出来，其实他已经得了肺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建国一连几天都没有睡，给党中央写了大量的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平反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时，许建国病情加重，由六安地区医院转到了省城合肥人民医院，经检查诊断，他已是肺癌晚期，生命只剩下3个月。

　　作为癌症病人，许建国感到时间紧迫。于是，他拿起了笔，再次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

　　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许建国的申诉当时没有得到回音。

　　1977年9月，许建国病情恶化，多次处于昏迷状态，他嘴里时时喃喃道：“回音，回音。”

　　10月，许建国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已给家人开了“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但他却死死地睁着双眼。

　　10月4日，安徽省委组织部突然来人，他们带来了中央的审查结论!

　　许建国兴奋得不可思议地坐了起来。来人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审查结论：经中央“三办”对许建国的历史作出审查之后，得出结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这个结论犹如一声霹雳，将许建国及其家人的希望轰得粉碎。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许建国发出一声悲愤的叫声，倒了下去。

　　这位中国共产党公安与情报工作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遗憾和悲愤离开了人世。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0年3月，党中央为许建国同志平反，公安部、外交部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出席了追悼会，宣布了为许建国彻底平反的决定。

　　摘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