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颗红印章，是用牛骨刻制的，已珍藏了整整六十年。它是我人生旅途中真实的印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我原来的名字不叫“杨光”，叫夏继林。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冬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追捕。为此家里把我上报了死亡。领导决定把我由夏继林改名为杨光。

　　1947年冬天，姚虞县沿江区委成立，我任区委书记，邵鸣（女）、陈帜东为委员。这时工作上需要有个红印章。当时区委没有公章，就是用书记的印章代替公章。那么到哪里去刻这个红印章呢？当时谁给我们刻印章是要杀头的。我们自己队伍里当时还没有会刻印章的人，怎么办？因此商量来商量去，便想到兰墅桥村有位同志叫朱家新，他认识个会刻印章的朋友，因此通过朱家新把这朋友请到洪家岙的一位地方同志家里，秘密刻了一个篆字体的印章。

　　就是这颗红印章，它跟随着我经受过不少的风险和劫难。有一次我要到姚虞县工委去开会，要经过高地岭，路上不安全，红印章带在身边又危险。因此我把一些文件一起交给了广积庵的尼姑保管。不料我们走后的第二天，广积庵被100多个浙保兵包围搜查，敌人强迫尼姑交出“共匪”隐藏的东西。把广积庵所有的地方都搜了个遍，幸好尼姑机灵，未被搜去。县工委会议结束后，我匆忙赶回广积庵，路上区委员陈帜东告知，浙保兵已来过，我心一紧，急回广积庵见到尼姑问道：“红印章有没有被敌人搜去？”尼姑转身入房，把原物交还给我，从此以后我把这颗红印章随身带着，直至解放。

　　我已离休多年，居住在杭州，过着幸福的晚年。这颗红印章后来还起到不少的作用呢。记得有一位山区的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帮助、保护过游击队员，晚年身患重病，我得知后，用这颗红印章向当地民政部门证明他的情况，后来他得到了政府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