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与江青结怨

　　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即被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许建国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1968年1月，许建国被捕了。外交部造反派对他的批斗超出常规，专门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江青在幕后指使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建国和江青的恩怨说来话长。

　　1937年12月，在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一个十分英武、留着大胡子、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正在谈话。这个大胡子正是许建国，那时他34岁，已经是中央保卫委员会（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且兼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审干工作，而此次他审查的对象正是日后成为毛泽东夫人、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的江青。

　　当时的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王观澜的夫人)推荐以及组织上的了解，认为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的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由于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就由许建国直接掌握。许建国要求江青定期进行汇报，可是他大失所望，因为江青在实际中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演戏之中，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尤其是演京戏，在鲁艺很出风头。后来人们才知道，江青原来并不喜欢京剧，但是因为毛主席很爱看，为了想方设法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江青也就多演京剧了。这是江青在同毛主席结婚以后自己在得意之中说出来的。

　　由于江青把时间都花在演京剧上，她的网员工作自然完成得不好。但是江青每个星期六找许建国汇报时，虽讲不出个什么，时间却又还拖到天色已晚，而鲁艺距离机关驻地又远，江青就以天晚为由在机关驻地住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星期天，她就跑到中央首长驻地转悠，目的还是想引起中央首长尤其是毛主席的关注。次数多了，许建国终于严厉地批评了她。

　　面对许建国的批评，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许建国见她这个样子，以为江青真心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反而感到不安和歉意，赶紧让夫人做些好菜留江青吃饭。但是江青反而更加卖力地参加京剧演出，许建国对她的这种行为反感乃至气愤，多次严厉地批评她。江青先是不理会，到后来竟然同许建国顶撞起来。

　　她说：“许科长，毛主席说过，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是一个文艺革命者，积极参加演出是我的职责，这和完成网员的任务丝毫也不冲突，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当时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要求绝对服从和遵守的，下级同上级争辩是极其少有的事，更不用说像江青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公然顶撞许建国这样的老红军干部了。

　　为什么江青敢如此胆大妄为呢?原来这时候江青在出演京剧时已经结识了毛泽东，后来毛主席向中央保卫委员会提出要求和江青结婚时，许建国才知道。

　　在江青和毛泽东主席结婚一事上，许建国和江青又第三次结下了怨。

　　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中共党员结婚都必须经由党组织批准，而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其婚姻必须经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政治局常委们在研究讨论之前，首先要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中央保卫委员会有一票否决权。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但最终政治局常委们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在许建国提议、周恩来的力主之下，江青向政治局常委作了婚后不得干预政治的书面保证。这使她对许建国怀恨在心，认为许建国是故意刁难她、妒嫉她。（待续）

　　摘自《文史精华》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长期做党的保卫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中央局、华北局社会部长。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是我国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

　　1968年3月11日他以所谓参与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名被拘留审查，关押达7年之久。中央专案三办于1975年10月27日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许建国受“四人帮”诬陷迫害拘留，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折磨成疾，于1977年10月4日含冤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