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一些体制貌似保护环境，其实是在加重环境的污染。

　　首先，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在经费来源上是收支两条线，即先从排污企业收上排污费和罚款，再交给财政，财政再拨款下去，这里存在着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潜规则。同时，基层环保机构所交的费和罚款中，地、省和中央环保机构还要分成和集中一些。从经济核算讲，如果企业排污一年罚款两次，每次2万元，而其处理污染设备的运转成本可能多达30万元，企业当然会选择自愿挨罚。而且，由于污染多少的判定随意性很大，企业还可以与个别公务员私下交易，污染可以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于是，政府环保机构，包括个别公务员，由于企业排污，而获得了收费和罚款及其他好处，而企业则获得排污的许可。

　　其次，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评价不合理，政府职能的缺失也是污染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

　　再次，没有形成防止和治理污染的法律、民间组织和新闻舆论监督等综合性约束机制。我国实际的司法并不支持排污受害者的诉求，很难见到有法人或者其他责任人因污染破坏而被批捕和判刑的。民间环保组织在防止和减少污染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可能是出于考虑它们的活动会影响一些发展项目的上马等原因，总体上并不支持它们的活动。这就使地方政府可能光顾发展和财政、忽视环境的行为，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而把污染转嫁给社会的行为，个别公务员谋求个人利益而失职的行为，都得不到社会力量的制衡。生态环境方面的新闻舆论监督，也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

　　这样的体制怎么能防止和减少污染的排放呢？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