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五十岁之前住过百余处，但称得上是自己的家的却不大数得出来。小时候，直至上师范学校，一直都住家里，但那是父母的家。它破、穷。因为贫寒，老舍有一个很辛酸的童年。这个没有欢乐的童年，给了他一副嫉恶如仇、冷眼看世界的秉性，和打掉了牙往肚里吞的不屈性格。十四岁时，他背着家里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这是个免费住校的洋学堂。

　　老舍先生结婚很晚，三十二岁才成家。婚后他立即带着新娘子远走高飞，在济南租了房，建了小家。以后的六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虽然房子都是租来的。有了家，他很恋家，很少出远门，即使出去了，总是急着往回跑。

　　这么一个恋家的人，“七·七事变”后不久，突然失去了家，一个人跑到了大后方，东迁西移，漂泊不定，一下子六年。他的苦闷、孤独和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抗战胜利之后，他一个人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住在纽约的“大杂楼”里，如他自己写信给朋友所说：“有家难回，像个丧家之犬。”

　　１９４９年底，老舍终于回到了故乡北京，不久家小也由重庆归来团聚，他便想买一所小房，安排一处安静的家。

　　那个时候，不兴自己买房，全是等着政府分配公房住。他暂时被安排在北京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吃、住、写作。可惜房间里没有写字桌，他便在梳妆台上对着大镜子写作，一边写一边照镜子，觉得很好玩。他发现先期到京的作家朋友们都住在宿舍楼里，或者几家人合住一座小四合院，大人叫，孩子闹，热热闹闹，但绝非写作佳境。

　　有一次，老舍先生碰见周恩来总理，便问能不能私人出钱买所小房——别的他都能忍受，唯独吵闹不行，写不出东西来。周恩来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老舍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当然可以，你买吧，没有问题。”

　　老舍有点存蓄，是由美国带回来的稿费。那个时候，房子相当便宜，因为没有房屋市场，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手里没有钱；房产主则害怕实行“共产”，房子只有卖的，几乎没买的。他的老同学卢松庵先生和老朋友张良辰先生替他在东城看好一所小房，要一百匹白布。老舍很爽快，对卢松庵说：“你看中就成了，我不看了，你做主吧，定下来赶快修修，早点搬过去。”卢松庵先生办事热情、周到、干练，非常像《老张的哲学》里的张大哥，手到擒来，全不费力气，小房稳稳当当地到了手，稍加修饰，就能住人了。

　　老舍先生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这所小房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摘自《老舍的平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