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我在由陈赓将军兼任校长的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三大队十三中队学习，随兵团部进驻昆明。

　　1950年5月我们学习期满，在结业典礼上，政治部刘主任作了动员报告，根据形势的需要，本期一千多名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主要是去担负教育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起义部队每个连队要派去两名学员当军代表。大家听后，个个目瞪口呆，疑虑重重，心想：我等尚未离开革命摇篮的小青年，能担当起尖锐复杂的改造旧军队的大任吗？坐在台上的陈赓将军看在眼里，站起来以洪亮震耳之声说：“有党中央毛主席英明的决策，有我陈赓为你们撑腰，你们就壮大胆子去接收任务吧！把起义部队教育改造好带过来就是胜利。”学员们似吃了定心丸，都振奋不已。宣布分配名单时，由于人员不足，起义部队三十一团三营九连派我和一位云南大学生许麟书一起去。

　　我俩拿着分配令，即刻奔赴滇池以南，昆阳县郊。到达起义部队三十一团三营九连时，全连120多人已全副武装，排着半圆的队形，个个以猜疑的心态瞪着大眼，盯着我两个瘦弱小青年的到来。

　　进驻连队后，按照党的“团结大多数，争取中间，孤立少数，打击个别顽固反动分子”的方针政策，逐步展开了工作。每次政治学习时，副连长总是挤到班组里来钻空子，出难题，叫我解答，企图以此来打击我在士兵中的威信。一天，副连长在学习会上提出，共产党搞学习是“洗脑”。我说：“农民砍柴刀几天不磨，就会生锈。人也一样，经常学习，接受新知识，才会进步。我们解放军原是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新四军，却能打败八百万美式装备的现代化的蒋介石军队，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经常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和军事技术的结果。”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陈代表言之有理。”副连长哑口无言，红着脸皮呆呆地离开。

　　此时，团部指导我们遇事要沉着应付，切不可草率行事，要深入士兵中去，摸清他们思想脉搏，争取大多数。经此提醒，我的心眼明亮多了。我见一个士兵，整天愁眉苦脸，就去摸了一下他的额头，问他身体不舒服吗？他泣声低语：“母亲是瞎子，父亲又重病不起，家中生活难捱，连长又不准假。”我同情地说：“你的苦难，也使我的心不安。”随即拿出身边仅有的一点零用钱给他，叫他寄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臂，泪汪汪地盯着我久久不放，以表内心的谢意。一天，有个鼻塞流涕的士兵，我问：“你感冒了吗？”他说：“腰背酸痛难受。”因连队没有卫生员，我就亲自到营部拿了治感冒药给他吃。第二天，他激动地过来对我说，过去有病硬顶着，还遭连排长训斥，并低声附耳说：“你们两位代表今后长期留在这里才好呢！”连队的伙食很差，克扣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终于也得到一些改善。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生活上关心和帮助，却使他们感激不尽，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长官个个是好人，是士兵的贴心人。

　　随着军情的变化，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我团全部连级（包括少数排长）人员离岗集训。但务必先稳定他们的情绪，做好他们离岗集训的思想工作，提高警惕，预防他们行凶逃跑。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找正副连长谈心，经过多次反复耐心的解释、开导，说明离岗学习事关个人前途的重要性。他们听后，才慢慢开始有了兴趣，讲话也开始融洽了。他们都被我说动了，同意离岗学习。送走了他们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按团部党委指示，紧接着召开了全连人员诉苦揭恶动员大会。连队的士兵个个争先发言，有低声哭泣倾吐家中血泪仇的；有捶胸大骂恶霸罪状的；有想到父母遭害致死的惨景时，泪水滚滚地叫爹、叫妈的！在这场控诉中，哭的、叫的、骂的，混成一片，此景此情，我忍不住淌下了同情的泪水。我告诉他们：“苦有根，难有源，光靠个人的愤怒情绪去报仇，其力量太微弱了，只有依靠共产党，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砸烂封建枷锁，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翻身作主人，才能报了私人仇。”士兵们听了个个说：“对，对，陈代表言之有理！”

　　整个教育改造工作，经历了近半年。回顾这段不寻常经历，使我永世难忘。中国共产党真伟大，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胜利，从而避免了敌我动干戈、残酷生死搏斗的无谓流血牺牲，避免了云南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殃的痛苦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