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是新中国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浙江的国民经济呈现协调、平稳的发展态势。但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却在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极端。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共中央制订“五·一六通知”的情况，江华等浙江省委领导在会议期间已经有所了解。当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时，江华自然积极响应。这既出于组织原则的要求，同时也由于江华对毛泽东非常敬仰和长期形成的特殊感情的缘故。5月初,《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等人的文章。浙江省委当即组织人员到吴晗家乡义乌吴店公社展开调查，然后于18日至21日在《浙江日报》连续刊载《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吴店公社调查材料》，有组织地批判所谓“三家村”。几乎同时，省委又组织写作班子，连续于18日至20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必须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反党口号》、《揭穿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等一系列文章，展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错误批判，力图跟上党中央的部署。6月上旬，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文化革命小组”。随后在省级和杭州市的党报上点名批判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刘丹，以及文化、教育界的几位著名人士。随后，《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报道，批判以刘丹为主要对象的有关各界人士。

　　尽管这场运动已经发动，但江华的认识与毛泽东、党中央相去甚远。在他看来，这场运动还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革命，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开展运动的方式上，他很习惯地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并试图将运动的斗争对象控制在较小范围。6月5日，浙江省委根据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了有秩序、有领导地在一定范围内展开“文化大革命”，决定抽调省级机关和省军区系统的干部，组成工作组或联络组，派驻到杭州的部分大专院校和新闻、文化单位，协助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26日，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召开，江华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在报告中江华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提出：要响应党的号召，充分认识这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狠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这场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针对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他们，夺回被他们霸占去的领导权。

　　随着运动的发展，浙江全省部分地区和文化界、教育界逐步出现了混乱局面，省委派驻有关单位的工作组或联络组，不仅无法扭转混乱局面，反而陷入了矛盾焦点之中，日益被动。6月2日起，杭州大学一批师生起来造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反，指责省委大搞“纯学术批判”，转移运动的大方向。3日，浙江大学九位老师贴出了《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揭露批判浙大党委所谓制定清规戒律，压制革命群众革命热情，对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等问题。6月28日，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合署名起草了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电文，并集队到省委大院静坐，要省委予以转呈。电文指责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强烈要求撤销工作组。对此，江华代表省委明确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省委还力图发挥领导作用，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八条指示”的精神，提出全省党政机关的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大字报不提倡、不组织、也不反对”但也“不能上街”，要“内外有别”。就在同一天，江华、李丰平、陈冰分别约见杭州市委有关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部署问题等，强调指出：杭州市要全面部署，一定要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根据各系统、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研究部署。如公安机关就可以收一收，一些机密不能泄露，公安人员不能上街，武器弹药库要严加保管；关系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水厂、电厂、交通公司等，时刻不能停；报纸广播电台等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决不能让坏人利用，等等。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江华的想象。面对扑朔迷离的局势，面对突然被打乱的经济社会秩序，江华一方面努力抓好全省党政领导工作，尽可能稳定全省正常的工作局面，一方面积极参加一些群众集会，听取意见。因为他清楚这是“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对能否搞好国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6月的一天，江华到金华检查工作后，亲自打电话叫衢州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宋宏等三人去金华。江华与他们三人开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重点了解了“衢化”的生产情况，并且谈了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认识，江华最后说：你们要执行中央的路线，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是不会叫你干的。执行错了，精神也要有准备。从江华的言谈中，三人似乎感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之后，江华叫他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同时，还是要认真抓好生产。

　　7月13日至16日，江华在宁海召开中共宁波地委、县委书记座谈会。会上，他在讲到“文化大革命”和分析阶级斗争问题时，有些言不由衷。他认为党内必然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后会不会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肯定要出，是出在你身上还是出在我身上的问题。你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不反党，以后是不是反党，也不能保证。”

　　当涉及实践问题时，江华的思想就比较接近实际。江华认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要具备：一是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了解自己的情况。二是要有群众观点，相信群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有自我批评，有什么缺点、错误要承担，不要推给群众。没有这两条不行。”对于农业机械、粮食、畜牧业、肥料、种子等一些实际问题，江华客观务实的一面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他提出：“农业机械，不要贪大。”“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上级的指示要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改造自然，本身就是从自然出发……自然本身没有条件，我们改造自然包办一切那是不行的。”“农业、工业上都要有综合利用的思想，没有综合利用的思想，就不能解决共产主义差别问题。”在粮食问题上，江华明确提出，增产就是硬道理，没有大灾粮食减产就是没道理，更不要想多吃。并且强调，要因地制宜地走高产化道路，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宁海要把苞米种起来。在种双季稻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深刻认识本地的实际。他说：“金华是少水丘陵地带，怎么种双季稻？早稻以后要种旱作，打掉连作迷、水稻迷。”“连作稻是一种增产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还要其他多种的东西。”“对我们自己的实际，就是不认识，如此主观，还不是个人主义？不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出发，而是考虑自己的面子好看不好看。老百姓没有饭吃，你面子好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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