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9日，江华搭“二野”军车到达杭州，当天就参加了杭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杭州市委书记、市长谭震林宣布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江华担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的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关于江华担任杭州市市长的任命。

　　9月1日，浙江省委在众安桥浙江日报社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部署剿匪工作。江华出席了会议。会上，谭震林介绍江华和大家见面。这次会议宣布：中共浙江省委、浙江军区任命江华兼杭州市警备区司令、政委，并将三十五军一○五师配备给杭州市警备司令部，要求集中全力剿匪，限期完成任务，稳定农村局面。至此，江华正式走马上任，主政杭州市党、政、军工作。

　　1950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同科学家谈建设问题时指出：“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

　　对此，江华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要建设规划新杭州，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其中，西湖的整治、建设工作首当其冲。

　　杭州是浙江的省会。杭州西湖因独特的风景之美而闻名中外，素有“人间天堂”之称。解放后，从谭震林到江华，都把对西湖的整治与建设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

　　杭州刚解放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的统治，历代闻名的西湖也惨遭破坏。湖水淤浅，游船稀少，周边群山凋敝，山林荒芜，到处断垣残壁，加上荒坟累累，一片破败景象，西湖已名实难符。

　　解放后，西湖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谭震林曾豪迈地提出：要让西湖风景和日内瓦相媲美。为此，江华对西湖的整治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多次视察西湖，跑遍了西湖周边的山地，又走街串巷，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每次调查回来，江华就找市建设局局长余森文一起研究整治方案。市建设局根据杭州特有条件，草拟了城市建设计划。经过努力工作，整修了碎石路，浇筑了柏油路。如修筑羊市街马路（现在的江城路），缩短了江干区至城站段交通线，同时减轻了南星桥站火车接车和调车的困难。整理了小街小巷，疏浚了沟渠窨井。还兴修水利桥梁，如卖鱼桥、余杭塘一段的拓宽工程；对中河、东河、贴沙河、城河、古新河等河道进行全面测量；先后对西湖水深进行测量、西湖水源蓄水量及用途进行调查研究，并作出了测量报告。同时，对西湖景区的合理布局工程全面开始。园林管理处以种插树苗为主，在湖滨公园、三潭印月等处种植大树4268株、绿篱960米，移植碧桃205株，并成立了西湖区护林委员会。还利用西湖养鱼，组织“西湖养鱼社”，放养鱼秧19万尾。在江华的亲自关注、过问下，1951年市政府又把疏浚西湖列为杭州市建设项目并报国家审批，当年就开始试点。为了解决整治西湖的劳动力来源，在江华的指示下，杭州市劳动就业委员会和杭州市失业工人救济处调集500名失业工人，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参加整治工程。

　　经过修整的西湖，渐渐地展露出美丽的芳容。江华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

　　1951年7月，江华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但他仍把杭州的建设放在心上。“他差不多每年有二三次要听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每逢大风暴雨，都要亲自打电话给市领导，询问西湖的树木情况。”江华经常对省内其他地方的负责同志说，要把杭州建设好，多给他们点投资，你们不要争，我们大家要扎紧裤带支援杭州，把西湖建设得更美丽，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声誉的大问题。

　　1953年8月，第一批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搞建设，城市建设专家穆欣也到了中国。正在北京开会的江华得到消息，马上打电报到杭州，叫建设局局长余森文迅速赶到北京，找到国家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请求派专家到杭州帮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则》。在周副部长的关心支持下，建工部派出的工作组很快来到了杭州，通过穆欣的具体帮助、指导，解放后第一部《杭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编制成功，并绘制了《总体规划示意图》。当时这样做的城市，在全国为数不多。根据总体规划，西湖的西部山区为休养、疗养区，但建了几座疗养院后，发现西部山区如果都建休、疗养院，杭州市将出现一个湖西城，破坏西湖的自然景观。1954年年初，谭启龙、江华、吴宪等领导实地察看疗养院的建设情况，为了保护西湖的自然景观，经研究，决定停止休养所、疗养院的建设。在建的上海总工会疗养院和上海纺织工会疗养院，改建到钱塘江边九溪的山上。已经被挖平的山头，重新堆上泥土，种上树木，以保护西湖的自然景色。

　　杭州植物园是新中国第一个城市植物园，它的建设是在谭震林和江华等省委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初期，一些热心科学事业的学者、教授向党和政府建议在杭州设立植物园。谭震林和江华听后，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意选定玉泉一带划地3000亩作为园址。当时浙江大学负责人要求将该处作为学校新校址，此议谭震林、江华及其他省委领导都认为不妥。为了划清浙江大学新校的界址，谭震林和江华不辞辛苦，偕同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刘丹、杭州市建设局局长余森文等赴实地勘查。最后，他们亲自确定以青芝坞为界，南面为植物园园址，北面为浙江大学校址。为尽快筹建，江华特报请中央派专家来杭规划。中国科学院派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教授来杭指导建园，同时进行建园规划。1956年4月初，江华召集有关人员，正式确定杭州市植物园“一定要办”。

　　在江华关心支持下，不到3年时间，杭州植物园筹备处正式成立，经过10年建设，一所具有科学内容、公园外貌、环境优美清新的植物园在西子湖畔落成了，并得到了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后来，江华还亲自题写了“杭州植物园”的匾题。

　　西湖的园林秩序渐渐建立起来，西湖的面貌由荒凉凌乱开始向山明水秀转变。

　　经过不懈的努力，杭州各方面的工作都以惊人的速度展现新姿：工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人民生活获得了初步改善。失业问题基本解决，三万多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老百姓安居乐业，收入开始增加，工人的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也得到逐步改善，人民的购买力日益提高。在此基础上，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大为提高，社会生活开始出现稳定有序的新面貌。而西湖也正在与杭州经济建设同步发展。这正好应了江华的一句话：以后会好起来的。

　　江华是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生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早年在湖南参加革命，后上井冈山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经历了井冈山时期重大的革命斗争历程；抗战时期在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担任重要职务。

　　全国解放后，他主政浙江，从建国初期直到“文革”，是浙江的一把手，在浙江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担负最主要的作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迫害，在周恩来等的关怀下，历经磨难，不屈抗争。1975年毛泽东提名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主持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

　　《江华传》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报编辑部在出版社的支持下，在此书出版前得到文稿，并于近期陆续节选连载，让读者先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