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道地的中国老人有个“乌克兰女儿”，很好奇，于是决定登门探个究竟。

　　他是杭州铁路中学的王玉琢老师，今年79岁。一提到“乌克兰女儿”，王老师的脸上立刻流露出一种自豪的表情，絮絮叨叨地追忆起与女儿那段故事。

　　相识，是一种缘份

　　奥莉嘉·贝柯娃是乌克兰芭蕾舞舞蹈家。1997年夏天，她被省艺校（2002年后改名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聘来担任芭蕾舞女班的老师，由浙江航空公司的一个女孩当她的翻译。也许是一种缘分。王玉琢原来在北方铁道部一所学校里当副教授，到杭州铁路中学后教过俄语。他参加过边贸工作，与俄罗斯人打过交道，逼着他要熟悉俄语。他常到浙航去接触俄罗斯航班的空姐，意外地在这里碰上了贝柯娃。贝柯娃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位慈祥的老人，好像分别多年的亲人，主动上去拥抱王老师，热情满腔地用俄语招呼：“您好！”王玉琢也用俄语回应：“你好！美丽的小姐。”很快两人热火地交谈起来……最后，贝柯娃竟提出，请王老师为她当翻译。这下真让王老师为难了。答应吗？自己明明不是俄语翻译。不答应吗？怕冷了对方的心。于是，他婉转地对贝柯娃说：“请翻译得由你们学校出面。”贝柯娃毫不犹豫地回道：“没问题，没问题……”

　　果然，不几天省艺校来人找到王老师，要他当贝柯娃的俄语顾问。王老师就这样成了王顾问。

　　上任不久，学校要王顾问向贝柯娃转达一个学校决定：除每周24节课外，贝柯娃要兼任补课的任务。王老师对贝柯娃一讲，她立刻表示不干！理由是，学校交给的24节课，她要保质保量完成，额外的补课没有余力。王老师知道，照她的话转复校领导，事情要转入僵局，便与贝柯娃商量：“课程以外补课你可以向学校要求加班报酬，你看怎么样？”贝柯娃很快缓和态度，说：“可以商量。”王老师要她开个价，她说：“这个价您给我定。”王说：“每补一节50元怎么样？”贝柯娃点头同意。王老师就这样回复校领导，校方认可了。双方都满意。

　　后来，凡是学校和贝柯娃之间的事，都由王老师沟通。这期间，贝柯娃越来越感到王老师的贴心，就如她的父亲。

　　为贝柯娃申报“西湖友谊奖”

　　经过一年教学工作，贝柯娃与她的学生已融为一体。在课堂上，贝柯娃一丝不苟，是个严师，可是一下课，学生们就一窝蜂地拥入老师的房间，亲切地呼她“老师妈妈！”嚷着要她做俄罗斯饭菜给她们解馋。贝柯娃老师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师生的认可。

　　2001年春，浙江省设立“西湖友谊奖”（相当于省劳模），这是为在浙江工作的外国专家专门设立的奖项。外事部门一位处长找到省艺校，要求学校申报，但校领导层不愿报。他们点名贝柯娃，但校领导摇摇头。这位处长只好找到王玉琢老师，要他做做学校领导的工作。

　　王老师去找校长，校长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说：“没人整理材料呀！”王老师听出话外有音：校领导可能对贝柯娃曾“跳槽”上海有看法。于是，王老师向校领导说明这次跳槽的缘由和贝柯娃的态度。贝柯娃在省艺校工作一年后的暑期，校领导安排她去上海芭蕾舞艺术学校访问、交流，不想对方看中了她，花重金把她挖去。当时艺校领导并没有在意，似乎还觉得是学校的骄傲，贝柯娃毕竟是浙江艺校请来的外籍老师。贝柯娃去后不久，感觉上海待遇虽然高，但工作环境不如浙江艺校舒畅，她把浙江艺校当成中国的第一个家，也留恋“中国爸爸”王玉琢，想再“逃”回来。“逃”前她先找过王玉琢。王玉琢去找校领导沟通过，学校欢迎贝柯娃回来。从上海回来后，贝柯娃始终忘不了学校领导给予她的宽容和关怀，积极投入教学工作。

　　此时，王玉琢主动提出承当申报材料的整理，校领导也就答应了。所以，当贝柯娃受奖回到学校，她第一个要寻找感恩的就是王玉琢。一找到王玉琢，她就情不自禁扑上去拥抱，亲切地唤着：“谢谢您，我的中国爸爸！”弄得王玉琢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叨念着：“这……这……这，这怎么敢当……”贝柯娃瞪起大眼：“怎么不敢当呢？这可是我爸爸妈妈写信来让我这样称呼您呢！”王老师知道，贝柯娃的爸爸是前苏联英雄，二战时苏军驱逐舰的舰长；母亲也是二战时苏军前线德语翻译，对中国都非常友好。所以当贝柯娃搬出她父母的心声，王玉琢没话好说了。

　　“谁叫我是你的‘中国爸爸’呢！”

　　自此，贝柯娃常常进出“中国爸爸”的家。她一进门，卷起袖子，系上围裙，就为王玉琢二老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烧饭做菜，真有点像女儿回家，其乐融融。她亲热地称呼老人为“爸爸”“妈妈”，二老也亲热地呼她的爱称：奥莉嘉！

　　从拉家常中，王玉琢老师体察到奥莉嘉人生的艰难：还在她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她艰难地带着两个女儿，把她们培养成了芭蕾的苗子。苏联解体后，一夜之间，作为苏联英雄的父母的社会地位从巅峰跌入了谷底，原有的银行存款变得一文不值，原有的待遇也降到最低水平，生活变得连普通人都不如。于是她来到了从小向往的中国。

　　听了奥莉嘉的种种遭遇，王玉琢老人更加疼惜她。她孝敬父母，每月都要往乌克兰寄点东西和钱，但兑换美元有限制，王玉琢老师就把儿子从美国寄来的美元给她。

　　2004年，76岁的王老师深感自己精力不济，就从省旅游局请了位退休俄语翻译顶替他，自己就回家休息了，可就是这年秋后，贝柯娃遇到了麻烦。原来学院想请别的教师顶替她，她只好走了。通过关系，她找到了江苏常州艺术学校，常州艺校为她专门招了一个芭蕾舞专科班，并与贝柯娃签下合同，定下3个月后开学。

　　尽管如此，贝柯娃对杭州、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还是依依不舍。正好这时，在海宁艺术学校教芭蕾的女儿出来阻止，不同意妈妈去常州。说在杭州她母女每周还能见一次面，去了常州，见面就困难了，这时杭州的学院也出来挽留。贝柯娃敌不过女儿和对学院的依恋，在常州艺校一次次急催的情况下，又决定不去了！这下惹祸了，常州艺校校长说：这是毁约。我们招好了芭蕾舞班，定好了开学日期，不去任教，毁了约，学校的一切损失要赔偿，还要处违约金2000美元。贝柯娃这下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不得不找“中国爸爸”了。王玉琢义不容辞，亲自到常州艺校找校长谈判、做工作，愿从俄罗斯找同等水平的芭蕾舞教师来顶替贝柯娃，决不耽误艺校芭蕾舞班教学计划。王玉琢凭借与莫斯科大剧院的关系，终于请到了金发碧眼的俄罗斯芭蕾舞专业女教师，比贝柯娃还年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几方面都高兴。

　　王玉琢几经折腾，回到杭州就累倒了，生病住进了医院。贝柯娃感动得偎依在“中国爸爸”身边，痛惜地说：“爸爸，您为我，人都累病了！我找不出任何语言来表达对您的感激。七年多了，您给予我和我女儿的关爱、照顾、帮助，不比我亲生父母少，给您增添许多麻烦，以后不知道怎么报答您？”王玉琢深情地说：“报答什么呢？我多了个乌克兰女儿，什么都知足了！谁叫我是你的‘中国爸爸’呢？”

　　不久，贝柯娃因为父亲病故，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照顾病中的母亲。如今，她常常写信给中国的“爸爸妈妈”，表达“乌克兰女儿”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