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很自信，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当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不仅高考录取这样做，连初中生升高中也是这样。“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述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而已。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

　　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