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已经24岁了，在一个三线工厂已经当了7年的工人，可是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激动得彻夜难眠。上大学是人生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可惜在此之前，我们这批意气风发、渴望知识的年轻人却被无情地挡在了校门外。

　　1966年，我迈进初中的大门，正热爱着校园生活，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不得不离开教室。

　　没有书读的日子，我偏偏如饥似渴地爱上了读书。可是在那个非常的年月，除了领袖导师的书籍，其它书籍大都被视为毒草，我只有偷偷地四处寻觅文学书籍来看。为了看书，我甚至冒着危险到学校去偷那些被封存的“毒草”。1968年，年仅16岁的我，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到了农村。1970年，因在农村表现出色，我被招工到了一家三线工厂。

　　可以说在恢复高考前，我们的命运和前途，不由自己来掌握，恢复高考是我们看到命运和前途由自己摆布的第一次机会，当时的激动可想而知。但激动过后，我又不得不理智地看到：高考如同一座高峰，横亘在我的面前。因为大学已经十年未招考了，被耽搁而又渴望上大学的青年少说也有上千万，而在这上千万的青年中，我这一届初中生又是上学最少的。我的很多同伴都在激动一阵后理智地放弃了，而我却心有不甘。

　　我立即写信回家，叫在省城的哥哥帮我找复习资料。哥哥在回信中劝我要有自知之明，我却表示坚决要参加高考。但当我拿到复习资料后，确实感到了困难，高中的数学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无疑像天书，我们这里又远离城市，没有老师可以辅导。白天，我还当我的电焊工，爬高就低，累得精疲力竭；晚上，我就抖擞精神，找个安静的地方复习。就这样鏖战了两个月，我终于走进了考场。数学我交了白卷。历史地理我胸有成竹，差不多每一题都能做出。春风得意中，我又懊恼地想：为何高考偏偏把历史和地理两门只算作一门的分，若是算作两门，我考大学说不定就有希望了。

　　高考一结束，我自知落榜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通过高考，我明白：命运可以通过拼搏去改变。我仍旧每天晚上照样自学，只是改变了自学的方向，开始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

　　从80年代起，我创作的文学作品开始见诸于各报刊，1985年，我因文艺创作上的成绩，被作为文艺人才调到了市群众艺术馆。1987年，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1990年我获得了“全国自学成才”证书。以后，我还出版了几部著作，被聘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上百篇作品被《读者》、《作家文摘》、《中国文学》、《杂文选刊》等报刊选载，还有些作品被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海外的报刊刊载。

　　我想：这一切成就，源自于三十年前我参加的那一次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