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下村在四明山腹地，村庄不大，约有50多户人家。村名源于“上羊庙”，据说当年余姚先贤黄梨洲先生曾到过这里，村东“镇东桥”边的几间屋子就是他曾经居住过的。1965年年底，我下放到了这里，一批知青被分在几个生产队。1966年，山的外边已经有人在“抓革命”了，而我们仍在里边“促生产”。从年初的削竹山，到年末的开冬山，一年四季与山斗，足足干了300多天。工分确实挣了不少，年终决算时，我竟然分到了60多元。那时，每工3角多一点儿，除去预支和分得的粮食后，能有这么多钱已经很不错了。

　　福民分在一队。他虽然每工有4角多，但是要喝酒，预支又多，年底差点倒扣，开年怎么办？他家里也不宽裕，哥哥长期生病在家，很难接济他。政府每月8元的知青补贴也到期了，居民待遇也将正式取消，我们大家都替他担心。

　　幸亏之后的“并队”帮了他一把。所谓“并队”，就是合并经济较弱、劳动力较差的队。这样，生产队规模扩大了，人员整合，有利于提高竞争力，这也叫“农业学大寨”。于是，我们的队将福民所在的队合并了。合并必然会涉及到经济利益，是以山村资源、集体财产的多少来决定。经结算，福民所在的队为债权人，我们队则是债务人。并队也影响到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经统算，福民竟能分到一笔钱，我们都替他高兴。由于并队，解了福民的燃眉之急，而我却得从收入中拿出一些来补债。

　　当时上山下乡只有一股热情，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如今4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模糊，恍惚间回忆起这些酸甜苦辣，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